我族的狂野之歌

* * *

美国著名心脏外科医生梅赫梅德·奥兹博士，用他的手术刀打开过数千只珍贵的匣子：他病人的心脏。心脏外科医生所做的事情里，有某种神秘的意味！越过那豁开的躯壳，望进人类心脏敞开的宇宙……在那里，能看见灵魂吗？或者上帝？黑暗之王？记载往昔的石版？预示未来的征兆？

总之，不知道这位梅赫梅德究竟窥见了怎样的深渊。可他成了健康生活方式的热忱传道者，赢得了庞大的听众。他的话被奉为上天赐予的启示。那么，他向这些新近皈依的羊群宣讲些什么呢？

“尽可能多走路。”博士再三叮嘱。

这至少可以说是奇怪！文明本身沿着技术至上的道路发展，进步的工程思想不断造出越来越舒适的汽车，产量也逐年增长，这一切都在大多数人心里塑造着一条不可动摇的真理：走路必须越少越好！或者干脆不走。谁能从一个车主手里夺走他心爱的玩具——哪怕他开的是一辆锈透的破车？又怎么说服一个辛辛苦苦干活、样样节省、欠债贷款，就为终于买到那辆梦寐以求的“小燕子”的人，叫他别把一生的光阴浪费在这些破事上？

那是圣谢尔盖才“素有步行的习惯”。如今，连神父驶进大修道院山门时，也是左手开着豪华“奔驰”，右手在胸前画十字。

再看看如今的婴儿车——简直是真正的月球车！把小胖墩一路推到大超市——里面又有专门的购物车。把小家伙装进去，再往里扔上一堆瓶瓶罐罐和包装货。然后推回停车场，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倒进带轮子的铁皮盒子。岁月过去，孩子长大，坐到方向盘后。他就这样在生活中一路开过去，仿佛逛一家大商店，从货架上挑了这件商品，又挑那件。（不难猜到，最后他也会从铁皮盒子里被倒到什么地方去……木头盒子里。给他安排一个无限期的停车位。）

一个在生活中有所成就的人，当然有汽车，还不止一辆。至于那些连铁路、游艇、飞机都有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谁会无缘无故突然开始“尽可能多走路”？！（除非——呸呸，当然得避避晦气！——是在押解下到监狱院子里放风？）一个自愿皈依步行生活的新信徒，亲人不会理解他。朋友和熟人会扭头离去。社会干脆就会排斥他，群起而攻之。

这位美国博士的奇思怪想！他的呼吁能值什么，又是对谁说的？就像海边的沙堡。时间的风、无情现实的浪涛，不会让他这些臆想留下半点痕迹！

比如说我吧，我步行上班：从我这边的斯塔罗达奇纳亚乘降所，一直走到斯特罗伊佩尔利特。下班也走。加在一起，差不多十公里。不过，我是在“脉冲”文化宫当美工的（就在莫斯科近郊索茨戈罗德城边上）。工资少得可怜。要说单位里有谁盼着我来，那就是奥尔加·尤里耶芙娜·库拉科娃了。有半年，她守着员工十点钟到岗，把时间记进本子。接下来半年，大家爱几点来就几点来。

我们每半年换一个新宫长。索茨戈罗德文化局按这么个模式轮换他们：凶宫长——好宫长。相应的时期，先是收紧制度，然后彻底松弛。

文化宫的观众厅设备一流，能容纳六百名观众。舞台机械设计周到，甚至还有旋转台！功率强劲的灯光设备，现代化音响系统，电影放映设备。可这一切谁也用不着，就这么白白闲着。

不知在哪儿读到过，德国一座小城里有一群出色的音乐家，他们用蔬菜制作乐器。每场音乐会前，都用南瓜、甜瓜、西葫芦、黄瓜……嗯，还有别的什么……刻出“蔬菜乐器”。用它们演奏古典作品。巴赫、莫扎特、贝多芬。他们巡演了全世界，挣了一大堆钱，演出日程都排到好几年以后了。真神奇！我们文化宫的音乐家，连普通的多姆拉琴、巴拉莱卡琴、小手风琴，乃至随便一面铃鼓，都玩不转。谁也不请他们到哪儿去，模样寒酸，观众也不为他们的艺术鼓掌。

午休时，我去商店买生菜、卷心菜、黄瓜——当然是给自己当午饭。（因为在步行之后，美国博士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健康饮食。他简直是在念咒，要人像兔子一样，只啃绿菜叶子！）商店专门设了一个架子，可以免费取阅一份小报《就业通讯》。上面有成百上千条招聘广告，用人单位开出的工资十分诱人。于是，可以这么说：

喧嚣平息。我走上舞台，

也就是说，我走到了我们文化宫的台口。手里拿着那份小报。高高的上方，有个人攀着挂满聚光灯的天花板构架，像只巨大的蜘蛛般摊开四肢，正在那里爬。原来是奥列格·卡扎宁，我们的音响师！他正在往聚光灯里拧灯泡。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爬上去的！

“真行啊，”我想，“拧着灯泡。可照这些广告看，有的是一点灰都不用吃、还能挣不少钱的轻松活儿。”

“喂，奥列格！”我冲他喊，“是你吧？”

“是我……还能有谁……”音响师应道。

“拧灯泡呢？”我问。

“是啊……你上这儿拧一个试试……”他被灰尘呛得打了个震耳欲聋的喷嚏。

真是的！不久以前，文化宫的编制里明明还有专管舞台机械、灯光、电影放映设备的人员。如今，有的被裁，有的被赶走，有的自己走了。所有人的活儿，都由奥列格一个人顶着受累（在这里，是打喷嚏）。好在他懂英语，拿起任何设备的说明书都能读，什么都能接，什么都能修。

“听我说，你英语不是挺溜的吗？”我继续盘问。

“嗯，大体上……要是翻译个什么还行……不过口语很久没练了。恐怕都忘了些。”奥列格回答。

“这不要紧，很快就能捡起来！你看，招聘报上写着，克里特岛招导游翻译。工资两千美刀，吃住免费，机票全包。”

“我才不想去什么克里特岛！我到那儿干什么？”

“他竟然不想去克里特岛！”我心里愤愤不平，“蔚蓝的大海，橙色的太阳，金色的沙滩。全世界来的女游客。”

于是我冲他喊：“你还不如去给……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妞儿、瑞典妞儿拧灯泡呢！”

* * *

当毕业典礼上的最后一遍铃声，在我的同班同学耳中轰然化作攻占大学高峰的号令时，我忽然向父母宣布，我要去古比雪夫，到祖母那里，考当地的美术学校。其实，什么古比雪夫，什么美术学校？我做梦都想去莫斯科，闯进文学学院。那时我已经写完《我族的狂野之歌》，以为文学圣殿的大门会向我敞开，带着这些《歌》跨进那蒙福的穹顶，我便能拨响里拉琴。看来，这些琴声（在梦里）盖过了亲人以及老师、朋友们出于好心的警告：就在最近，区征兵办公室那扇带红星的绿色大门，正等着我。而那门通向的可绝非什么天堂乐园，恰恰相反！那道门，骑上再邪门的瘸山羊也绕不过去。带不带里拉琴都一样。

可入学所需的两年工龄在哪里？创作协会的推荐、报刊上的作品、前辈作家同志们的勉励信，还有市共青团委员会发给你的人生通行证，又在哪里？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多么琐碎，多么无关紧要。

于是，我和朋友奥尔德雷尔（他打算去阿纳帕投奔亲戚）坐在“乌兰乌德—莫斯科”列车的一节空车厢里。我们以前的同班同学——我们一起读到八年级，后来他们去了铁路技术学校，每年夏天都在学生劳动队里当列车员——刚乘这班车从首都回来。他们答应，看在朋友情分上把我们带到莫斯科去（也替我们省下父母给的车票钱）。这话是三个星期前说的，当时嘴上说来，一切简直再顺利不过！可从那以后，这些小伙子一直没能换班，就盼着这回能让他们歇歇。“你们又有什么差别呢，”他们说，“过一个星期，我们肯定得走，到时候高高兴兴带上你们！”

信号灯的闪光把夜色染得斑斓，调度员在天上传声，调车机车把整列车拖到了站旁枝杈繁茂的树冠深处，远处的枝线上，维修工们用铁喙敲敲啄啄。据说，在办公车厢里，列车长正接收莫斯科来的紧急电报。我的命运就系于此！今晚，我们这些朋友到底出不出车？！我指望着某种外力……就让一切自行决定吧！

与此同时，办公车厢里飞来的不安火星，把矛盾百出的传言煽成了火焰。小伙子们用莫斯科伏特加来灭火，也给我们斟上，拿莫斯科香肠和莫斯科面包招待我们。

车轮敲击的回声游荡着，地板下的铁轨琴弦仍在嗡鸣，窗帘在西伯利亚铁路不安的风里颤动，那风带来向好的转变——多么愿意这样相信。又有一个信使来了，宣布了什么可怕的消息（对我来说却是希望）：“没有后备人手。弟兄们，准备没人接班，接着跑吧！”我们跟着当时红极一时的玛丽拉·罗多维奇一起唱：

随便登上一列火车，像风一样，

别去操心有没有车票，

把一片绿叶攥在掌心，

过去就再也追不上你。

这下可好，你的绿叶！早已是上午了——梦里车轮的敲击声竟是真的！窗外的风景也在飞驰……一切发生得出乎意料。黎明前，火车像童话里一样，从一只外省青蛙变成了莫斯科公主。千真万确，是“莫斯科的手”在决定我的命运！

后来多少次，当我陷入纠缠不休、无解的烦恼团中时，我都愈发确信：在交通部深处——如今则是其直接继承者俄罗斯铁路公司深处——有着……也许，是个裹着花头巾的吉卜赛老太婆，用戴满硕大戒指的褐色手指洗着纸牌？一位顺流而行的西藏僧人，翻着《易经》？某个流浪马戏艺人训练过的鹦鹉，从帽子里，在那些不知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消逝民族的磨损硬币之间，衔出一卷小票？总归有谁替我翻出了前路的牌——不论那条路走得是否幸运——而只要把手伸向售票窗口求救，奇迹般的更新便会发生！

没工夫闲坐，因为我们已被编进劳动队，当了“团的儿子”。供上了伙食，发下了制服。我们神气地穿着铁路专用的白外套，端着托盘分送茶水，茶装在嵌着杯托的玻璃杯里。一切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宏大尺度，充满了宇宙感！时区的更替，不断变换的乘客面孔一闪而过，到站与发车，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伟大银河上的宇宙车站与小站。连杯托上都银光闪闪地凸印着一颗卫星的轮廓：它绕过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塔楼，正升向群星。餐车里脸颊红润的女送餐员送来闪亮的饭盒，排成真正的“太阳能电池阵列”——里面装着滚烫的罗宋汤，第二道菜是土豆泥和肉饼。还有软管装的莫斯科芥末，“跟宇航员吃的一样”，还有神秘深蓝色包装的“宇宙”牌香烟！若是结识了姑娘们，我们还能通宵听音乐录音：立陶宛的“黄道十二宫”，法国的“太空”。

从贝阿铁路上来了一批共青团拓荒者。这带来了一种征服辽阔天地的气概，一种与雄伟力量融为一体的精神；那力量足以驾驭河流、泰加林原野，还有——何必小家子气——宇宙的遥远疆域！贝阿铁路的人都穿着一样的牛仔套装，不知怎么竟是日本货（莫非是共青团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发的？）。必备行头有：信号枪，腰间的鄂温克猎刀，还有枝杈繁密的驯鹿角。这些小伙子都喝得厉害。（似乎有过一道秘密指示，不得在任何事情上限制这些英雄青年，所以伏特加一箱一箱地卖给他们，价钱贵上好几倍。）

我们坐在列车员包厢里“喝茶”。把两瓶伏特加和四瓶当时刚上市、正时髦的“芬达”，倒进一只大搪瓷茶壶。要是有人探头进来，也没什么特别，不过是钢铁干线上的劳动者在休息。桌上摆着茶壶，玻璃杯里是琥珀色的饮料，还有小匙、柠檬片。

奥尔德雷尔早就听说了我的《歌》——世上什么消息传不开！——几次要来读。我把那部传说中的手稿交给了他。朋友埋头读了起来。到了新西伯利亚，停车三十分钟左右。邻线停着一列往相反方向开的“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列车。忽然我发现，奥尔德雷尔举止不对劲……他从我身边走过，魂不守舍，挂着一丝陶醉的笑，双手笨拙地“指挥”着，仿佛在心里哼着只有他自己才听得见的曲调。我警觉起来。等他若无其事、理所当然似的上了那节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车厢，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想了！而我们已经要开车了！！也许疯的是我，我的朋友做得反倒合情合理？！才怪！我猛地折回去，看见“我的”乘客，那些这段时间已经熟悉得像亲人一样的乘客……他们正不慌不忙地完成登车，上的是我们这节正确的车厢！

“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动了，马上就要把奥尔德雷尔带到天涯海角！

我冲过去，跳上那节反方向的车厢。你猜怎么着？他若无其事地跟那边的列车员坐在一起！一模一样的白外套，桌上一只大搪瓷茶壶。铁路弟兄们已经给他倒上了“茶”。带杯托的玻璃杯，小匙，柠檬片……跟我们那边一模一样！你疯了不成？！我揪住他的后脖领，拖向出口。我们从行驶的车上跳下，追上我们自己的列车——开往莫斯科，谢天谢地！——好不容易才赶上，跳上最后一节正驶离的车厢踏板。

后来我问朋友：“奥尔德雷尔，你为什么上错了车，决定往回走？是什么过去追赶着你，你想逃开什么？”

他只简单答道：“读了一堆狗屁东西。”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当然经受过了军队严酷的锤炼。然后，就像维索茨基那首唱“纯粹的真话”的歌里说的（若把歌词稍稍改动一下）：“……长久地漂泊，生病，缺钱。”几经痛苦的尝试，我考进了高尔基文学学院附设的高等文学进修班，并读完了它。我写了两本书，由首都一家最大的出版社出版。可直到如今，许多人读过我的书以后，还是要么跟我撇清关系，要么拔腿逃走，要么做出别的某些并不总是合乎情理的举动。

忽然，故乡的风捎来了乌兰乌德的召唤！

布里亚特文化部有了回应，邀请我去参加传统的图书沙龙。（顺便说一句，这已经是第十五届了。我却头一回听说。也头一回知道，过去十年里，我是布里亚特唯一一个在莫斯科出过书的人。）文化部的邀请直击我的心！在此之前，母亲布里亚特的面容（当然，我指的是官方面容），还从未因我这个浪子而露出温柔的微笑，而

当我的大车沿着下坡疾驰，

我可曾心平气和？

（我想起了“红莓桥”乐队领军人物德米特里·列维亚金的歌。）我立刻从网上书店买来自己的六十本书，塞满背包。愿上帝保佑，让我在那片“泰加林、湖泊和草原”的故土，找到六十位亲爱的读者！

我从莫斯科起飞，飞越白雪覆盖的西伯利亚大地，看见翻涌的深处，灯火如金沙散落……车里雅宾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这些西伯利亚城市的读者怎么办？”我想，“乌拉尔山以东，连我一本书都没有。书店里没有，图书馆里也没有。只有联网的显示屏在黑夜里闪烁。难道

我们会在蓝冰做成的屏幕上燃尽，

正如巴什拉乔夫先知般唱过的那样？

要不要从技术上琢磨一下，在飞机上开一个‘投书口’？让飞越的客机，把装着书的包裹空投给他们，那些被白雪掩埋在无垠天地里的西伯利亚书迷？”

……回答我的，只有凛冽寒风的呼啸；清晨，它在乌兰乌德机场伸出铁一般的利爪，试图把我掀翻。可我站稳了，没有被卷走，没有化作存在之流里消失的一粒沙，全靠沉甸甸背包里的那些书。

有人接我，把我载走，让我暖和过来。一切都没有生硬呆板的官样文章，像“回家”一样。谢谢我的朋友们，没有他们，这场节庆便无从想象！

又是凛冽的风，清晨，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我把书全送出去了，赠给别人，签名留念。可是，我的背包空了吗？我走着，顶着冰冷的阵风，背上拖着一只沉重的箭囊。里面——六十支箭。箭镞包覆着以外贝加尔独有的方式淬炼的钢，里面是不曾冷却的乡亲们的心火……泰加林的涛声，草原野草的歌声，群山严峻的沉默，贝加尔湖波涛的轰鸣。我在座位里坐下，透过舷窗，向那片蓝色的远方投去告别的一瞥；它召唤我，使我不得安宁，许诺给我新的旅行与发现。因为每年夏天，我都回到故乡，回到布里亚特，回到乌兰乌德；然后出发远行，到森林之外、贝加尔湖那颗巨大的心脏铺展开的地方去。它的神经联络，是数百万年来穿透深处的星光；它以时而炽热、时而冰冷的水流搏动；东部西伯利亚辽阔天地间的生与死，在它宇宙般的节律中取得平衡。它上空诞生的气旋带来天气的变化，从它那里伸展出的能量线，织成强大的引力场。诞生在它岸边的人们，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便是在它磁力的影响下形成的。贝加尔湖地区人们的意识，装在森林这只套娃里。森林的套娃——装进草原的辽阔。草原辽阔的套娃——装进群山的遥远。群山遥远的套娃——装进圣海的球体。再往外——装进天空的外壳。装进宇宙。

……关于史诗般岁月的记忆尚未消亡，那时的人们听得懂圣海的语言。他们能从波浪轻柔的拍击里，辨出风暴将至的警告。他们知晓深处那些赋予生命的动脉，鱼群银色的血液在其中流转。他们感受得到泰加林里浆果、松子以及其他恩赐的成熟。也感受得到野兽幼崽的成长，直到依照采猎法则（在那些史诗般的岁月里，它可与上帝的律法相比）可以猎取它们果腹的时候。湖上的人在涂满黑色焦油的“茴鱼舟”里，日夜划桨；林中猎人用短暂冬日里全部的光明踏出滑雪道，在荒野的秃岭间追逐野兽；采猎人背着重达许多普特的松子袋子，拼尽力气走向人烟。他们低声念着古老的话语，感谢老者赐予猎获……那些话语伴着火光——是火在寒夜里救了他们，暖了他们；伴着刚剥下、正渐渐冷却的兽皮的粗硬，伴着剖开的鱼腹里琥珀般的鱼卵珠子，伴着越冬小屋烟雾缭绕的腹中飘出的微酸气息；那小屋不知依偎在哪一道山沟的侧坡，长进了泥土，木片铺成的屋顶上，柳兰的花压得满满当当。

它们在哪里，那些话语？树脂封住了树皮上斧凿路标的伤口，野草医治着篝火留下的黑色灼痕，疯长的林下灌丛掩住了小径褐色的伤疤，仿佛从来不曾有过。套索的生皮细得如同蛛丝，渔网朽烂，铁锈吞噬捕兽夹，倒木堆满了塌陷的陷阱。羊皮纸在衰败，卷轴在崩解，那幅标着曾在森林宇宙里独自飞行之人心迹的地图，正被磨成尘土。

……可如今，你独自一人。岸浪的沙沙声渐渐加剧，月亮黄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你，群山的卫士凝固在寂静中，泰加林的深渊豁然张开。溪流纠缠不休的絮语，捻出一条丧葬故事的线，讲那些被恐惧的枯树轰然倒下压死的人，被不信的雪崩卷走的人，淹死在意志消沉的冰河里的人。而如今，那些逝去者化作永世漂泊的幽灵，蹑足潜行。有时，也会在你的火旁坐下来取暖。那时，独自宿在林中的人，你可就遭殃了！

……一只不知名的夜鸟不安地扑着翅膀，如一幅躁动的黑巾，不停从头顶飞过——却始终看不见。你感觉到，The Doors吱呀作响，微微开启，放进那无边黑夜的恐怖。于是，话语来了。不大连贯的呢喃，一种用兽语和鸟语念出的祈祷。

那么，这难道不就是《我族的狂野之歌》吗？

可飞机的涡轮轰鸣起来了！

而列维亚金也在我播放器的耳机里“吼”了起来，

我轻装归来，带着备好的箭

重返地下室。

* * *

受一家我曾兼职过一阵子的公司委托，我有机会“画”一幅统计意义上的普通俄罗斯人的肖像。公司研究的是俄罗斯家用电器市场。我得把海量信息整理成系统：乏味透顶的统计报告，还有从外国网站翻译过来的文章。

将信息汇总，又略加编辑之后，我得出了结论：普通俄罗斯人根据自己的平均收入，花一万卢布买一台中等价位的洗衣机。（所有价格都是为了便于计算而假定的。）如今，他那普通的床单被褥和同样普通的衣服，平均说来，总是干干净净的。洗衣设备的幸福拥有者，把省下的若干时间，用于某种休闲活动。

可是过了一阵，他忽然发现，自己开始发胖。血压闹毛病，开始气喘，心脏时不时疼起来，等等。出了什么事？俄罗斯人去看医生。检查、化验、会诊。不管怎样，总得付五千卢布，再花五千买药，合计一万。健康也许会好转，可接下来……有人告诉他（或者他自己想到了），问题在于少动的生活方式、不合理的饮食、缺乏体力活动。太好了！我们的俄罗斯人去健身俱乐部报了名。（又是一万没了。）他在健身房的器械上拼命折腾自己，而那健身房，不过是一只灌满空调空气、被电磁辐射穿透的塑料盒子。总之，暂时一切都好。

我继续分析那些外国文章的译文……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浮现出来！原来，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负责全世界洗衣机领域的一切发明、工程与技术创新，以及它们的生产和市场推广。借助金融工具，他的影响和间接存在，无疑遍及世界上生产的每一台洗衣机。（这位洗衣机业大师鲜为人知。为免混淆，就叫他Alfa先生吧。）

那么，这位Alfa先生，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住在瑞士某个偏远州的一座朴素山间木屋里，他没有洗衣机。通常到了周末，玛尔塔会从村庄所在的山谷上来，带来燕麦片、蔬菜、面包。也替他洗换下来的衣物，因为对一个脸颊红润的阿尔卑斯姑娘来说，做点家务并不是什么累赘。（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什么关系……这全是供记者猜测的材料。不管怎么说，一位到Alfa先生家做客的记者拍下的照片上——他是个身材不高、面色棕褐、笑容满面的日本人，年龄可以说大于四十，小于八十——他散发着男人的自信，以及对生活的满足。）

想打听到他的事情颇不容易，倒不是因为一切都被加了密。媒体对他没兴趣。不接受采访，不曾现身政治或社交圈的聚会，也不跟权贵攀交情。瞧，下雪后的清晨，他穿着滑雪连体服，拿着铁锹来到院里，铲出一条小路。瞧，他在做体操。煮燕麦粥。坐在小屋的桌前，窗外看得见白雪皑皑的山坡，面前是一本普通的会计总账，他在上面写些什么。拄着滑雪杖，沿山路和小径散步：一种有益健康的运动，所谓北欧式（或斯堪的纳维亚式）步行。回来。削两个土豆、一个洋葱和一根胡萝卜，准备煮汤。在灯下读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

继续整理材料时，我又碰到了关于某位Beta先生的信息。他决定着全世界医学发展的一切问题。他的投资创造出一道道力线，将硅谷里学问高深的理论家、在非洲腹地给黑人儿童打疫苗的志愿者，以及俄罗斯某个区门诊里忙得晕头转向的片区内科医生联在一起。各处所用的设备，要么产自在不同程度上归他所有的工厂和实验室，要么依据属于他的技术、专利和研发成果制造。而这位先生在太平洋一座不知名的岛屿上，沿着浪边漫步，和土著一起采集有益健康的海产。他那棕榈叶搭成的茅屋里，哪儿来的洗衣机？他自己从没看过医生。新鲜空气、海的馈赠、游泳和长时间步行，让他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和极佳的健康。

接下来，我了解到的第三个人物，＝这就是Gama先生。全世界所有药品的生产，都由他负责。原来，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拉普兰一个偏远的小村。当地猎人有时会带上他……不过，要悄悄接近猎物，他是不行的；他那非裔美国人的相貌，在雪白背景里太扎眼。脸可以抹上点白东西，可那两米高的身躯怎么伪装？（猎人们不以为然地说：“嗬，这根傻大个木桩子！他该去国家队打篮球！”）不过，他滑雪倒还不错，一跑几十公里，去检查捕兽夹和陷阱，从天色初明一直到天黑，在没人走过的雪地里开路。可之后去蒸个桑拿，那可真痛快！他也没有洗衣机，没有一个医生染指过他强壮结实的身体，他这一辈子，连一片药都没吃过。

Delta先生又过得如何呢？他的资本投放在全球健身产业里。凭借这些资本，他影响着这个领域的一切：广告、健身器材的生产、服装鞋履、食品、训练方法的研发、新健身中心的开设。他的身份与活动，都隐藏在怀俄明州无边大草原上某座老牧场里，不受外人关注。他养着几头牛，自己做农家奶酪，而且对此十分自豪。在他看来，照料奶牛、提水、劈柴、割草，就是最好的锻炼。清晨做一点轻松的热身，来回跳几次篱笆，在大门横梁上做引体向上，再从井里提两桶冰水浇在身上。

……如果说Alfa先生和他的玛尔塔过得十分幸福（当然，这也只能猜想），那么Beta先生则有一个爱笑的岛上姑娘相伴。她收拾茅屋，烹调捕来的鱼，在溪水里洗衣服——把衣物放在石头上，用木制洗衣棒捶打——唱着她民族的歌。她那白人老爷每次去了什么地方再回来，都会送给她玻璃珠串、发夹，或者一大堆花花绿绿的裙子。村里所有女人都羡慕这个姑娘。

Gama也不是独自蒸桑拿。他和一位风姿绰约的拉普兰女人一起从桑拿屋出来（顺便说一句，还提着一包干净衣物，是北方女人顺手洗好的）。两人都穿着毛皮套头衣，闪亮的白霜扫在兜帽的毛边上，衬得男人的脸越发黝黑，女人的脸越发红润。前面等着他们的，是炉火熊熊的壁炉边一个美妙的夜晚，热红酒，古典歌剧的录音。

与此同时，怀俄明州那位先生正躺在草料阁楼上一堆芬芳的干草里，透过屋顶缝隙，看近在咫尺的星辰。草原自由的女儿把头枕在他的肩上，散开黑缎般的长发，正做着幸福的梦。他们也一切都好，衣物全洗净了，不必看医生，不必吃药，不必搞那愚蠢的健身。

我和玛丽娜多年来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创作之家，我们没有洗衣机，因为实在没地方放。我们的活动同样鲜为大众所知，因此，我们还能享受简单的快乐。面包、葡萄酒、采蘑菇、步行和滑雪、蒸浴。我们爱情的太平洋，会忽然把我们从海岛热带的葱绿，一路带到光芒闪耀的阿尔卑斯山巅；有时，白雪覆盖的原野又吹来冰冷的寂静，或是开花的草原飘来芬芳……

洗衣机生意的主人爱不爱生我们的气，随他去吧，可我们连辛辛苦苦挣来的一万卢布都没法给他。而且，手洗衣物提供的体力活动，相当于骑两小时自行车，或游一小时泳，所以医疗先生和药品先生各少收五千，健身组织者少收一万。拿着省下的钱，我们去黑海（索契一带），住进一座自苏联时代以来就在衰败的旅游营地，过一个蜜半月——十五天美妙的假期。

……人们说，俄罗斯的道路太烂。烂得好！从大处说，这救了俄罗斯那些未遭践踏的自然角落；从小处说，也救了莫斯科近郊那些幽僻胜地。因为那些开着机动车的自然“爱好者”，到不了那里。谢天谢地，还有坑坑洼洼，沼泽洼地，风倒木，钻不透的荒丛……莫斯科近郊的步行者，还有尽情漫游的去处！

每次出发前，我们都研究地图，寻找志同道合的行者留下的记述，看看有没有人到过那些美妙的远方，在网上写下路线。

不久前，我们发现了一座美丽的湖。为了到那里，我们坐了市郊电车，坐了班车，又步行。通往湖边的地带沼泽遍布，我们一次次碰上苔藓覆盖的草墩、浮动下陷的泥沼荒地。迷走了几个小时，终于钻进环抱湖岸的幽暗针叶密林。那天天气炎热，银色的湖面一动不动，却又仿佛在呼吸，升起一道道摇曳的光柱。几个渔人凝在黑色橡皮艇里，像被勾画进了风景。各处近水的地方，尽是芦苇和高草。在密林里，我们险些被蚊子吃掉，可前面终于现出一个伸入湖中很远的岬角，上面有一小片明亮的白桦。

我们穿过齐人高的草往那里钻去，四下里喧闹得不可思议，简直能把耳朵震聋！不知名的小鸟用叮叮啾啾的叫声穿透一切，青蛙呱呱叫着从脚下蹿开，蜥蜴窸窣着溜走，一只水獭从枯木上扑通跳下，一只母鸭嘎嘎叫着召唤它的一窝小鸭……不知是什么湖怪用尾巴——也可能是从湖底冒起的气泡？——总之，有什么东西在水面上接连拍了几下，响声回荡。野草像一整片银色天线的森林般颤动，一团嗡嗡作响的蚊球追着我们滚来，风把涟漪赶过湖面。灰鹭在光柱里振翅，将尘世沉重的声响托向敞开的辽阔。

我们简直瘫倒在明亮的白桦之间，躺着，看那些伸向高处的树干，摇动枝条编成的花纹，树冠激荡的叶片；树冠跳着无尽的轮舞，试戴云朵做成的帽子……

可连说起这个，都显得荒唐！

从前，我偶然拿到一本《我是电影爱好者》，出版于1969年。书上说，每个业余电影爱好者在动手拍片之前，都应当起誓。第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从下往上拍那些在透视中汇拢的树干，不拍阳光如何从树干之间透下来，以及这一切如何在满怀浪漫情绪的男主人公“眼前旋转”。第二，不拍女主人公如何幸福地在白桦林（或其他多年生植物）间奔跑，男主人公如何追逐她，等等。早在遥远的六九年，这就已经被视为庸俗俗套的典范了！

我可不是什么电影爱好者。所以，我只是躺在草地上，双手枕在脑后。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身体里的某个人……（也许是某个“编年史家”？看来，他急着要把夏天那些最美好、最令人心颤的时刻永远留在记忆里）……突然抓起了“摄影机”——当然，是脑海中的——开始一个劲儿地从下面绕着拍这些白桦！可那誓言呢，不是说这很庸俗，诸如此类的吗？

又来了，又来了，这些雪白的树干旋转着跳起的轮舞！苍鹭腾空而起，身后拖着从翅膀上洒落的水流苏。而我们，满心幸福，就这么俗套地在白桦间奔跑。彼此追逐，跌进草丛。

* * *

上帝描绘贝加尔湖时（祂无疑是一位画家），用的是浓厚、稠密的绘画技法（也就是所谓的厚涂法）。

奇妙的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作画，恰恰就是这种风格。他在莫斯科郊外索茨戈罗德边缘的“聚合物零件”工厂文化宫（如今的“脉冲”）做美术设计，已经快四十年了，业余时间则用来创作。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从不吝惜颜料。几乎挤出一整管，然后唰，唰！——画刀上阵……这边一下，那边一下！又是一管，再一管。锶黄、镉色、钴色、群青、天蓝、铁氧化物颜料。每一笔都如此慷慨（如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心灵），画面看起来简直毛茸茸的；画布的肌理，仿佛竖起的“兽毛”，仿佛某些奇幻独角兽粗糙的胁腹，它们无休无止地奔驰……奔驰，看来是在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梦里。锶黄色的，镉红色的，钴紫色的。

不久前，他画了一幅我在贝加尔湖的画：我蹲在浪边，收拾鱼。他本人没去过贝加尔湖，是听我描述，又翻看了我每年夏天去贝加尔湖徒步时拍下的一万张照片，才画出来的。老实说，恐怕没谁猜得出画上的人就是我……嗯，岸边蹲着个蓬头散发的家伙，笑着——正在剖一头海怪。（鱼的大小，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显然画过头了。）

如果说我拍下了一万张照片，那么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大概已经画了几十万幅画。他有参加画展的证书和奖状，作品收进过画册，报纸也写过他的报道。他把刚画好的画送去本地画廊，送去美术家协会分会，放到艺术品商店里出售……然后就坐在我们的工作室里（我也在文化宫上班，编制里有两个美术设计员），打瞌睡，像是睡着了。不过，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放在“库房”里（其实就是文化宫下面的防空洞）。结果，防空洞连进都进不去（更不用说万一真有个什么事，让谁进去避难了）。

他主要画莫斯科郊外的自然风光……奔涌的春汛，夏日繁茂的百草，秋天林荫道上的绯红，积雪覆盖的树林和小片林地。（当然，他的画里没有任何“独角兽”。那是一种潜藏的东西，仿佛创作的底蕴。唯有极其细致、又带着偏爱的眼光，去审视画家的作品，当然，也要审视他整个命运的种种境遇，审视塑造了这位创作者的那个宇宙，才可能察觉它——并且谈论它。）画完一幅画，他便坐在画前，安安稳稳地睡去。随后又会突然醒来，睁开一只眼，锐利地瞥上一眼……抓起画刀……修一修，去掉多余的东西。或者把某一处涂掉——唰，唰！——改动一点什么，更新这幅世界图景。

唰，唰！这边一下，那边一下！！——我想，上帝把镉色的晚霞铺满贝加尔湖上方整幅天空的画布，用锶黄强化对比，用普鲁士蓝浸透水面，用翠绿涂满森林，用棕色铁氧化物颜料涂抹悬崖峭壁时，想必也这样喊过。初见贝加尔湖的景象，令人震撼的……是它的凌乱？它的蓬乱？仿佛这一切才刚刚画好，就在你面前。某些不知名生灵的动作、奔跑，被骤然凝住；它们僵在那里，屏住呼吸，可只要你稍一分神，它们马上就会扑出去，奔驰起来——改变世界的图景。

每逢休假，我都去贝加尔湖畔，开始又一次徒步。我也注意到……（总不能对此闭上眼睛），那些小人换上动力强劲的越野吉普、飞快的汽艇，带着多发枪械、细眼渔网、电子鱼竿，越钻越远，钻进从前无法抵达、也因此始终保持原始面貌的地方。我说他们是“小人”——因为他们能创造什么呢？

他们身后，是死去的、毒害殆尽的、烧焦的土地。垃圾堆成山，从油桶里流出的重油，烧结成黑块的轮胎。垃圾场。

有时，眼前就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靠着强劲的马达闯进受保护的荒野，一伙人从越野车里滚出来——从汽艇上爬上岸。眼前展开的美景，让这些人的心灵欣喜若狂！难以想象，天空、海洋、森林的石版上，竟显现出如此丰富的色彩。然而，这些小人……“好了，拿出来吧！咱们这就开始。”……那个始终紧盯着一切的带头人发号施令。于是，袋子被拎出来了。伏特加酒瓶的玻璃，啤酒大瓶的塑料，空罐头盒的铁皮，破烂纸片，一次性餐具那恶心的霉斑……

他们把这一切撒在自己四周。用篝火的凝固汽油烧尽活物。砍倒树木。

可他们做起来，也很艰难，很艰难啊，毕竟每一颗人的心灵，干这种龌龊事都不容易！但他们还是拼尽最后的力气继续干，用伏特加把自己灌得昏昏沉沉，好让自己根本记不起干过什么。好了，都糟蹋完了，是吧？糟蹋完了。呼——……他们疲惫而空虚地钻进自己的交通工具。接着便溜了，蒸发了，消融在淡蓝色的汽油尾气里。

我知道，终有一天，画家皱起眉头，发现画面里有什么不对，会在胡须里微微一笑，然后——就像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那样——抹去岸边某座山脚下，我那顶帐篷留下的橙色斑点，擦掉旁边那一点篝火的火星……用纯净的锶黄轻轻点一下那地方，重新画好浪边的一带沙滩。而我就消失了。

也可能，祂锐利地看上一眼……唰，唰！——便把整个人类涂掉，这些在奇妙的晚霞下、清澈的水边、喧响的森林中，像灰色龌龊霉斑一样四处蔓延的人类。

唔，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会把画藏进文化宫下面的地下室。然后又打起瞌睡，安安稳稳地发出轻轻的鼾声。

有时候，我看着他，急急地低声念道……“主啊，主啊！救救我们吧，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

* * *

苏联时期，莫斯科郊外索茨戈罗德边缘那家“聚合物零件”工厂技术美学科的美工，都喜欢到工厂文化宫这片肥沃的田野上来吃草。（那个科里挤进了三十来个美工。他们为全民节日制作的视觉宣传品规模越大，除了基本工资之外，按另行结算的工单拿到的钱就越多。）改革一开始，别说美工了——连一半工人在垮掉的工厂里都已经无事可做。也没钱养文化宫了。于是，文化宫被移交给索茨戈罗德，更名为“脉冲”。

我到那里当美术设计员时，交给我的任务，是用图形软件设计时兴的喷绘横幅。女馆长突发奇想，要去广告公司订做这些横幅——巨大的乙烯基画布——拿来装饰文化宫的正面。（至于那些“聚合物零件派”美工长年累月做出来的东西，统统是“破烂，该扔垃圾堆”。总路线就是这样。）可从前那些宣传板，是真正的装饰艺术品。而且，里面又有什么“过时的意识形态”？无非是新年、三八节、胜利日、儿童节。它们有分量，有意义，有立体感——占着存放大型布景的仓库。

可横幅的设计稿呢？

那不过是个虚拟幻影，可以换着名字，十次向广告公司“假装下单”，对方也会“假装印制”。接着再“假装安装”，然后——这一点倒是实实在在的——报废核销。而拨给这项事业的钱，便巧妙地变成了建筑材料。据说，女馆长正在莫斯科郊外一处高档村镇里，把自己的房子盖完。过了一阵，她收到了“上头”的信号；这个“乙烯基无底洞”项目便悄悄收摊了。那几幅到底还是做出来了的画布，被拿来铺在舞台上。春天雪化的时候铺，夏天下雨的时候也铺。屋顶漏得跟筛子一样！

我转去排版文化宫节庆活动和音乐会的海报、传单。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贴满周边，撒进各处楼道，塞爆了信箱。这便营造出一种假象，仿佛我们这里群众文化活动热火朝天。其实，活动少得可怜。

我的工资也一样，少得像猫的眼泪。只好四处跑客户，什么活儿都接。到了晚上和休息日，就坐在工作室的电脑前处理照片……成千上万张照片……那些都是我每年夏天远征贝加尔湖畔，深入环贝加尔地区严酷而难以抵达的地方带回来的。在哈马尔达班山脉的山坡上，在东萨彦山的支脉中，在巴尔古津山脉脚下，在圣鼻半岛——我寻找着“石头象形文字”。头一次独自去圣鼻半岛徒步时，我得知了它们的存在。那次所谓的“徒步”，既无计划，也无准备，更准确地说，是逃离当时把我逼入绝境的生活难题。我的路线，是由渔民的传奇故事拼凑出来的，说什么某个地方有神乎其神的鱼情在等着……有人开卡车捎了我一程，有人用汽艇载了我一段。雨天来了，钓鱼这事根本就该忘掉！我来到了圣鼻山脉低处的石头迷宫，那一带朝半岛南端逐渐低下去。忽然，在十分奇异的情形下，我接到了求救信号：就这样，我通过无线电，和一名失事、受了致命伤的中国滑翔翼飞行员通上了话。他艰难地凑着俄语句子，声音淹没在茫茫干扰声中。这个倒霉的飞行员落在了山脉中部某处荒无人烟的高山区——突如其来的一阵风把他的滑翔翼掀向岩石，摔毁了。恶劣的天气正在肆虐；我既无储备，也无装备，更没有户外经验。在那种情况下，说什么让我冲到不知什么地方，去救一个不知是什么人的人——根本毫无意义。

这个中国人是谁，在那里干什么，怎么会到那儿去？我又能去找谁呢？……救援部门？警察？（得说，那可是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候，连我们自己的人都会大白天在城中心失踪。）我把一切告诉了一个在内务部任职的朋友。他劝我把这事从脑子里甩出去，赶快忘掉。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支庞大的队伍，“没有注意到”少了自己的一名“战士”。有关部门没有收到任何人在这一地区失踪的报案（更不用说是外国公民了）。

接下来的一年里，某种不安始终纠缠着我的心，激荡着研究者的想象。这推动我行动，推动我去寻找。我研读了能找到的一切关于贝加尔湖、关于那座半岛的文献，还有地图和旅行报告。到了夏季休假，我去了圣鼻半岛岸边，登上山脉，穿越了那片无人烟的山国。我发现的地方，究竟是不是坠落地点？我找到了一样近似“黑匣子”的东西……一个黑色塑料袋里，装着十来张照片示意图，标明了那些石头“象形文字”的位置。那个中国人飞过石头“书页”——飞过圣鼻山脉的高原——从鸟瞰的高度拍下照片，希望能记录下那些古老的信息。不知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又是写给谁的？

如今，我研究着图上标出的地点，从周围的高处，或是爬上高高的树木，或是用长杆架起巨大的“三脚架”，或是借助氦气球和自动相机，拍摄那些神秘的“符号”。

处理贝加尔湖的照片时，我把它们转成矢量图。得到的东西，类似于“轮廓图”。这是我的那些石头所在区域的“俯视图”：用科学术语来说，就是“景观型祭祀或导航构筑物”。第一阶段处理完成后，材料便可以送交一家从事太空研究的研究所（位于莫斯科郊外的科罗廖夫）。租用高性能计算机，是一项商业服务（贵得不可思议）。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通过计算，识别出哪些并非自然力量的偶然游戏，而是显现出那些留下了消失文明编年史的人的创造性活动——或者，那是某种导航系统，为曾经／将要造访地球的人而建，或由他们建造。从研究所拿到的资料，还不是全部，可以说，那只是行动指南。还必须正确地描述发现——并且根据隐藏在石头排列中的某些“路标”，确定方向，预先研究下一季最有可能继续搜寻的新地区。

此外，还有文化宫的本职工作。还有外来的客户，要给他们排那些厚得吓人的财务大书、无聊透顶的目录。

文化宫的工作电脑从早到晚都满负荷运转。终于有一天，它扛不住，坏了。显示器漆黑，主机死了，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我把这事告诉了总务管理员克拉斯诺娃。她反复叮嘱了十遍，让我什么都别碰，别想拆封条，因为还在保修期内，专家会来修好。好吧，随你！我按她的吩咐，把设备搬到了讲习教室。拿来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载入保存下来的资料，继续工作。

当然，电脑根本没有什么保修。不过，总务管理员倒是很有兴趣，通过某些巧妙的门道，把钱转出去修这修那。结果，我们这里从更换水暖设施到屋顶防水，统统交给了从伟大的“土豆斯坦”各地招来的那些来路不明的“厉害施工队！”去干。而他们要价越便宜，想必伊索尔达·克拉斯诺娃隔三差五换的金首饰和皮大衣也就越昂贵，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不过她干了什么，我并不在乎。可与此同时，根本没人急着修好并归还我的设备！

几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我来上班，保安说：“‘隐蔽战线的战士’来了；没准能修好你的电脑。”他的话里有一种苦涩的讽刺。

我忙着自己的事，却始终记得保安那句话，不知为什么，那句话勾住了我。忙完以后，我决定去看看那里究竟怎么回事。上楼走到讲习教室，朝里看了一眼。

眼前的景象，带来了真正的文化冲击！拼在一起的桌子上，摆着个什么“金赤恩元帅的双曲面发生器”……（我想起一张新闻照片，朝鲜领导人正在视察某种“秘密X射线发射器”。）也就是说，一个纸板圆筒——大约两米长，一米直径——外面缠着银色胶带。旁边，两位新冒出来的“专家”，穿着缀有反光条的蓝色制服工作服，正在展开电线，拖拽着粗大的（直径半米）波纹塑料“管子”。（要试着描述他们在干什么，从技术意义上说，就是仿佛在把电线和波纹“管子”接到“双曲面发生器”上……可以猜想，里面装着某些“装置”。）四周摆满了仪器，看着像音响师的调音台；角落里堆着绳圈、带铁尖的长杆、工具箱、伸缩梯……

难道我们这里要准备什么有意思的演出？复杂的技术秀，魔术剧场，摩托车手在巨大的透明球里飞车？

这当然与我无关。我耸了耸肩，已经准备转身回去。

可他们为什么把我的主机和显示器从箱子里拿了出来？

这时，其中一个工人卸下了主机后面板，拖来一根粗得吓人的电缆，正往机箱里面拧。他拿螺丝刀一通捅弄——弄得叮当乱响！旁边就放着那根波纹“软管”——看来也是准备接上去的。接哪儿，怎么接？接硬盘上不成？！这位螺丝刀大师的镇定、自信，以及那货真价实的专业派头，让人毫不怀疑，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常规操作：没什么特别，就该这样。

他们当着我的面糟蹋我的电脑！不管它怎样，我可是在上面工作的，里面存着我的文件！！喂，搞电子的兄弟们，这是干什么？！

总之，后来才知道，这些“师傅”是“电脑爬树工”。格列布年纪大些，快五十了，阿列斯大概也三十多了。他们都是白俄罗斯人，在莫斯科一家公司干活，工作许可证、居住登记都有，一切合法。

可什么叫“爬树工”？！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电脑技师”！

格列布和阿列斯——他们能让人联想到那支在苏联声名赫赫（如今也没被忘掉）的“歌者”乐团成员的，大概只有他们那颇为惹眼的胡子，不过，人们确实就把从白俄罗斯来打工的人叫作“歌者”——话说回来，这两位“歌者”把我认成了别的什么人……大概以为我是检查（兼惩处）机关的代表。不肯正面回答，紧张兮兮的，让我有什么问题就打电话去他们公司问。动不动就拿工单、许可证说事。“我们可是有订单工单的，”他们翻来覆去地说，“准入许可也有，技术任务书也有。你们那边全都走银行转账付清了。这算怎么回事？”

我说的不是这个，斯拉夫兄弟们！你们打算爬什么“树”？电脑里的树吗？（当然，确实有“电脑树”这个概念。但那说的是系统文件夹的注册表。怎么能爬那些“树”？不管它在硬盘里，在注册表里，还是在什么鬼地方。）你们又怎么进去？从USB接口钻进去？带着你们的绳子、长杆、梯子？带着园艺喷雾器……（“汽油驱动，背负式的”，阿列斯不知为什么，开始极其详细地向我解释。）

这回，连伊索尔达·克拉斯诺娃自己都做过头了！她究竟从哪里找来这些最后的（也许还不是）“白俄罗斯游击队员”？！

格列布固执地坚持说：“……我们把里面清理清理，多余的删掉。要是有什么病毒，我们不是有农药嘛……”“可你们怎么钻进电脑里头……”“正常进去呗。平常怎么进就怎么进。这就是转接器。”

“这根纸板管？！”

“这哪是什么管子？”技术上更为精通的阿列斯加入了争论，“转接器里的磁场，以及加速场的频率，都不随时间变化，但在加速过程中，通过改变加速倍数g，共振条件得以维持。”

这是什么？！白俄罗斯科学家发现了某种东西，把科学的世界图景整个颠倒了？可互联网社群竟毫不知情。诺贝尔委员会还在心满意足地蒙在鼓里。硅谷安安静静地打着瞌睡。而我们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头朝下在地上走路？

“你们这玩意儿，看着像个大型强子对撞机啊？”（我指的当然是大型强子对撞机。真想挖苦一句，叫它白俄罗斯强子对撞机。）

阿列斯绷紧身子，蓄势待发，攥得紧紧的双拳，指关节都发白了。

“你这是想找我们的茬，是吧？”

我为什么要找你们的茬，伙计们？！

……我不过是想象了一下，他们怎么钻进电脑。他们要在里面干什么？穿着粗笨的靴子踩我的文件，翻我的照片，拆我的电子邮件？我该怎样（究竟该不该？）……抵抗这一切？劝他们说，这已经越过理性的边界？挥拳扑向他们？那不就意味着承认眼前发生的一切？参与这场不知是谁、又为了什么编造出来的疯狂表演？！

而要是想起保安那句（在这个语境下十分贴切的）话……谁被称作“隐蔽战线的战士”？侦察员，破坏分子；所有刺探秘密情报的人。万一有人需要对我实施全面监控呢？把我的心灵、文件、照片、邮件，统统翻个底朝天？瞧，居然会冒出这种念头！纯粹胡说八道！！只要我不在工作室，任何时候，有谁进去打开电脑——请便，想看什么、想找什么，随你。

至于查邮件……随便哪个黑客都能办到。（还用不着当“爬树工”！）可我的邮件里，除了最普通的日常琐事，又有什么？对，我和新西伯利亚“地理探寻”俱乐部的那些人通信。他们给我发来研究那些“象形文字”的方法。通信中，我不得不讲起那个装着照片示意图的“黑色袋子”，是在飞行员可能坠毁的地方找到的。他那穿透了干扰声的噼啪与爆响的遥远声音，成了我旅行的起点。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我准备上路，收拾背包……还有什么能比对旅途的预感——危险的历险、意想不到的相遇——更令人激动，而这一切，都由那些熏满烟味的物件散出的篝火气息唤起。清晨，巨大的圆石，贝加尔湖的辽阔，浮标漂在微微叹息的波浪上。贝加尔湖号角般的声音召唤着我，深处那淡绿色水晶中嬉游的光束，狂风雄浑呼吸中的管风琴音管，太阳晒热的泰加林山沟的芳香，高耸峰顶的光芒。这是我一生的路线——还有一些特定的标记，我努力辨认，以免偏离既定的方向。这条路上的转弯、艰难的上坡、陡峭的下坡……种种机缘把我带到了“脉冲”。我处理成千上万张照片，委托绘制“轮廓图”——再把它们拼接起来，在舞台上铺展开我那些石头的巨大“原野”。有时，仿佛“漂浮”在它们上空，我会感到一种神秘的联系……与云朵的某种“投影”？与贝加尔湖上方的天空？

格列布的声音，把我从不由自主的思绪中拉回现实。

“听着，你住莫斯科？”他故意装出一副“温柔”的腔调问道。

“莫斯科郊外。”我纠正说。

“这就对了！你要是住在白俄罗斯，老爹早就用铁靴子照你屁股来上一脚，给你加那么一下速，根本不用什么回旋加速器，

你不光能顺着纸板管钻进电脑，

该飞到哪儿，你就会像只苍蝇一样飞到哪儿，明白吗？

比如说我们，你想要什么，我们都能干！我们有的是那种发明！叫我们攻破白宫的下水道系统，再接进去——我们就能攻破！总统的马桶，我们也能钻进去，拿着手电筒钻进贝拉克·奥巴马的屁眼里！要不是你们那些蒙特利尔式的思想淫荡，我们早就攥成联盟的一只铁拳了。什么北约、世贸，啐一口唾沫就能碾碎！”

好吧，我的朋友们！咱们别再扯这些地缘政治的空话了！人家派你们来修电脑——何况我们这边全都“银行转账付清了”——那就修吧。我便忙自己的事去了，心里难过地想着，这些白俄罗斯人和他们那根纸板管，其实既没什么好笑，也没什么奇怪。我们又能好到哪里去……怎么腾挪，到哪里弄钱去远征，去研究？每年夏天，休假季一开始，那些骑在别人脖子上吃白食的寡头——他们的触手缠住了祖国的钢铁动脉和翅膀——就抬高火车票和飞机票的价格。就像维抬起他那铁铸的眼皮！在俄罗斯，这是一种格外恶毒的戏弄：这里疆域辽阔，无边无际，而俄罗斯人——永远追寻着那些永恒问题的答案——会翻开伟大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列昂诺夫的《贼》。这些书本来就是为了让人从莫斯科到贝加尔湖，坐在开放式卧铺车厢里，喝着茶，听着车轮的咣当声，花上整整四天，不紧不慢地读；和邻座的旅伴讨论某些篇页、某些章节；也包括生活、命运、存在的篇章。难道俄罗斯人——伟大开拓者的后代，开发西伯利亚、开辟通往宇宙之路的那些人的事业继承者——就该坐在家里，失去旅行？（总不能把旅行社提供的那些东西，也叫征服空间吧：在度假保留区里休息，参观苍蝇爬满的“名胜”？）俄罗斯人还能往哪儿去？！太空研究所，安装新软件的电脑公司，航拍设备供应商——我才刚动身去找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到——价目表就已经改了！一切都涨到了三倍。只要能从你身上捞一笔——现在，就在这一分钟！

我从早到晚拼命干。玛丽娜在三个地方教课，傍晚才回来。可我们又能负担得起什么？挣来的钱，全都砸进了某个无底洞。

那我们怎么一起休假呢？在我动身前往贝加尔湖的荒野之前，我们会去黑海沿岸，索契附近的一处旅游营地。自改革前的年代起，营地里就什么也没变过，时间几乎静止，我们在蜂蜜般黏稠的日子里度过假期，假期也仿佛延长了一倍。在雷雨笼罩的山麓，那些消逝的山民的灵魂还在上方飘荡，我们梦想找到神圣贝特哈的居所。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乌比赫人，崇拜这尊圣物——一只石鹰，眼睛镶着宝石，喙覆黄金，双翼和利爪包着白银。从流传至今的寥寥几则传说来看，在遥远的从前，神圣贝特哈每逢初夏都会“升起”，“飞往”高山牧场。到了秋天，又回到圣林里原来的位置。这不就是某种“飞行物”！它从哪儿来，是谁，又为了什么给它编了“程序”？我们考察奥索凯河、霍吉布谢河、贝兰达河、杰特利亚日卡河、布乌河的峡谷。偶尔能见到赶牲畜的旧路留下的愈合疤痕，成群的牲畜曾沿着它们前往高山牧场。有时，粗壮的树干上还能看见斧削的刻痕……像是一些标记、“信标”，从一个到另一个，指示着“方向”，却又不通往任何地方，很快便消失了。有时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这封密码电文里的点与划，或许突然就会显露出一则信息，引人深入森林，走向当初发出它的某个中心。

然而，山地乌比赫的心脏对我们紧闭着，保持沉默。

* * *

八十年代末，在故乡乌兰乌德，一幢住宅楼里收拾妥当的地下室中，我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它确实就在列宁街上——而我也几乎足不出户地住在里面——所以，和费奥多尔·奇斯佳科夫（“零”乐队）那首著名歌曲里的抒情主人公一样，我也会时不时地给弄得晕头转向。不过，这只是顺便一提。

工作室之所以货真价实，由三个方面决定（体现于Analogia Trinitatis，即三位一体类比原则），正如根音、三音和五音构成一切调性结构的“核心”。不过，在这里，它们是

客户，

朋友，

还有姑娘。

美术设计员与客户建立心灵的平衡。客户的福祉，取决于画家心中那片永恒的苍天。反之亦然。古代中国人说，艺术作品若是未完成的，便能流传千古。因此，我承接订单——制作任何户外广告——在最后收尾时，总会留下一处仿佛以高超手法留白的细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里看见指向未来的向量。有些人断然拒绝接受我的理念——干完的活儿，一分钱也不给。另一些人……嗯，也许会付原先谈好的一半。

这不算什么！因为朋友会来，支持艺术家。他们总会带来一点让血液发热、让心灵快活的东西。“你这么干就对了，兄弟，”他们说，“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艺术永恒。来，喝一杯。”

而姑娘们来，只是因为冬天之后总会有春天，繁花怒放的时节之后——总会有明亮的夏天。

有个姑娘问我：“乌达河那无数条汊流，在淤泥堆积物之间分枝，流向色楞格河雄浑的主干，在这一带，一共有多少座岛？”我真不知该笑还是该哭！大大小小，还有小得不能再小的岛屿，仿佛是慷慨的手从上面，从布里亚特的天空撒下来的——置身其中，这个问题让我想起萨沙·索科洛夫《帕利桑德里亚》里的一段话：“也别忘了那个涅槃获胜的国度。在那里，雨滴抵达水洼表面时，清清楚楚说出的不是‘滴’，而是‘禅’。那里——是一切终点与起点。那里——是恩典。只是，当你试图分享这恩典时，别去问路人：

现在是几点，或是哪一个世纪，

他是否见过河水怎样流淌，

或是马列维奇的方块？”

“这些岛屿是景观建筑师造出来的，”我说，“是他把挖泥船派进乌达河三角洲，为它勾画了一条道，造就了一个禅宗秘义的大型模型，而禅宗本身又否认任何道路的存在，教人无意识、自然而然地遵从业力所定的命运。”

我告诉她，那位景观建筑师，如何从超脱一切尘俗的高处俯瞰《乌兰乌德规划图》：在那里，未经触碰的绘图纸闪着绝对纯白的光，铅笔芯黑得只有亘古岩石在冰冷碧空的光辉下投出的阴影才能与之相比——是的，他就是从这样的高处俯瞰。他完成了图纸，用强调的线条，将城市轮廓纳入七边形的和谐比例；确定了观照点之后，从那套协调的体系，以及向有限空间之外延伸的几何透视中，体会到凡夫俗子无缘领会的、令人着迷的和鸣。

“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城里的沙滩是什么样吗？”我问，“乌达河道里，半圆形的堤坝围出一个类似‘海峡’的地方，右岸停着汽艇和摩托艇，喷着蓝烟，噗噗作响，妙极了。再往前，就是我们童年的沙滩，卖冰激凌的女人撑开的遮阳伞五颜六色，孩子们的声音响成一片，排球被拍击的饱满声响一下一下地跳动，退休老人的多米诺骨牌嗒嗒作响，救生员的铁皮喇叭低沉地吼着，叫那些喜爱水上运动的人别游过浮标。”

“没有，那时候我还没赶上呢。”姑娘伤感地回答。

“是啊，如今那里是一片堆满垃圾的荒地，‘海峡’也变成了沼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急流带走了大量沙子，河道变了？后来，就造出了这些岛。一共35座。你知道为什么吗？3和5，是中国数字命理的基础数字，日本在引入佛教的同时，也借用了这套数字命理。”

“这跟中国数字命理、日本和佛教有什么关系？”她诧异地问。

“关系就在于……一句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些岛，永远都只有34座。有一座岛始终看不见，它被其他岛挡住了。我们恰好就在这座岛上，所以周围的人看不见我们！”

她惊讶地看着我。

“怎么，你小时候没读过我们那位国际问题专家茨韦特科夫的《龙安寺的第十五块石头》吗？”

“没有。”

如今的姑娘啊！有意思的书也不读，也不记得从前城里的沙滩究竟有多美！

我只好来一番知识漫游，讲起日本京都的主要名胜——龙安寺的石庭。在铺满白沙的一片场地上，摆着15块未经打磨的黑色岩石碎块，布局使得观赏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同时都只能看见其中14块。禅宗信徒把这种神秘的和谐看作存在那不可理解的本性，而通过长久的冥想和恰当的心境达到开悟的人，便能看清时间的时序规律。

“挖泥船像一颗重心偏移的子弹，在乌达河蓝色的动脉里游荡了好几年，”我继续讲述，“它从河底挖出数百万吨石头和沙子，堆起一座座沙丘。有的平坦，有的像火山锥，它们高踞于弯弯曲曲的河道之上，周围是宇宙的深水，或是浅滩——仿佛云朵一样，安静而缓慢地‘飘过’，把城里人的意识带进安宁平和的境界……而绝不是让人去想那些俗事，譬如吹填这些‘岛屿’，让某些人从市政预算里捞起了不少钱，淘出来，洗干净，再放它们流向一去不返的蓝色远方。”

我和姑娘躺在其中一座这样的岛上。在我们太阳系边界之外的某个地方，一台遥远的录音机卷动着单调的声音浪花。河流和风送来银色的回响……“啊！——啊！——啊！”……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台巨大的收音机里面！匕首般的流水闪着光，滑动在两岸柳树编织的、镀银嵌黑的花纹刀鞘里；刺眼的太阳升到了天顶，便就此留在那里，被光芒的钉子钉牢，制造着反光的游戏。岛屿共振起来，放大了风从汊流上方赶来的无线电干扰。录音机里无休无止的“啊！——啊！——啊！”像一只涂成西瓜模样的儿童橡皮球，从旁边漂了过去……原来是塔尼娅·布拉诺娃在问某个“阿塔曼”……什么“告诉我实话！你要我的爱情做什么？！”突然，四下安静了，持续了一瞬。接着，从某种高处，从我们头顶那只看不见的沙漏的上半部，朝着罩住我们的透明外壳的颈口——海鸥划过的笔势、水流的泼溅、卵石的滋滋声、弹跳着的狗吠、孩子们的叫喊，雪崩般倾泻而下……

“既然我们在自己的岛上是‘隐形’的，”我的女伴说，“那为什么那边那个男人，隔壁岛上的邻居，老是盯着我们看？而且，他好像连内裤都没穿，就在那里晒太阳！”

可这也太过分了……这些姑娘，永远把注意力放在完全不该注意的地方！我撑起身子，瞅准了旁边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准备扔向那个爱好光着身子享受空气浴、日光浴的家伙——假如他当真是那种人的话。

我们岛和邻岛之间的汊流，大约五米宽。其实我也注意过，那边时不时闪过一个怪人。他一会儿出现在沙锥上方，一会儿又从侧面露出来。晒得黢黑，像块焦木头。这个鲁滨孙在那里干什么，谁也说不清——只有他一个，没有星期五。不久，我看见了他。他身上到底还是围着一块兜裆布。他在自己那边的岸上蹲下来，冲我们喊：伙计们，有烟吗？我们有，我便让他蹚水过来，总不能把好好的烟草，当真扔到风里去吧。

这汉子给太阳烤透了，皮肉又被风和水鞣得硬邦邦的，像只粗糙、皱缩的皮鞋。三十岁上下，烤苹果似的秃顶上，盖着一块傻乎乎的小手帕，四角都打着结。腋下夹着个像是帆布做的“小手袋”，里面有铁家伙叮当作响。我以为他是本地的老钓手——这想法再自然不过——就向他打听钓鱼的事……可他只用几句泛泛之谈敷衍了事，什么有意思的也不知道。后来聊开了，才得知他那个岛上有个“裸体主义者聚居地”。他们有十到十五个男女，在那里光着身子晒太阳，宣扬彻底融入自然，抛弃文明的种种规矩。

正是那时候，八十年代，各种各样的学说、教派、传教者，一股脑儿涌到我们这里。有人念咒，有人赤脚走雪地，有人只吃生食，有人练瑜伽，把自己拧成一个个结，还有人养红茶菌，只喝红茶菌饮料，把这当成包治百病的灵药，当成在这骤然变得陌生的时代里的救赎——或者是遗忘？可裸体主义者？在布里亚特的天空下，在草原河流的流水之间，在带着蒙古平原焦草气味、略带苦涩的风里……总觉得有些荒唐。我们这儿难道是法国里维埃拉不成？！不过，这位某种“新”人间伊甸园的信徒——那伊甸园颇为可疑——寥寥讲出的事情，却严酷而苦涩。

没错，起初，这些喜欢以自然状态晒太阳、游泳的人，在远处的岛上过得十分自在，也不妨碍任何人。支持他们的人越来越多。可本地的小流氓，偏偏成了维护社会道德的急先锋！他们一群群在四周打转，发出低沉的怪笑，龇着牙下流地嘲弄。这些倒还可以忍受。后来，他们开始直接挑衅，还会在傍晚的河滨路上，堵截那些回家的人。遭过这样一番“教育”之后——谢天谢地，要是没进医院的话——还肯热爱这种极限休闲的人，当然就没几个了。

“他们往我们岛上冲，”新认识的这位朋友讲道，“我们有什么就拿什么还击。钢筋、棍子、碎酒瓶，全用上了。就这么打啊，打啊……哪还谈得上晒太阳、游泳，或者打排球？”

“那民警呢，完全不保护你们吗？”姑娘问。

“还民警呢，想得倒美！”裸体主义者认命地挥了挥手。“来了，看看。谁躺那儿已经不成样子了，就往铁箱子车里一装，统统关进号子。过后还说，不穿裤衩的公民不归他们管，是我们自己扰乱社会秩序。”

暑热渐渐消退，水面送来清凉，太阳一点点向西沉下去。我想，等深红的余晖为三十四座岛屿的穹顶镀上告别的金光时，会有一座看不见的岛，仍留在阴影里——隐匿着，未曾显现于现实。一位真正的英雄将登上岛顶，用肌肉结实的手臂挥动钢筋，划出希腊世界的疆界。黑暗的孽种将从四面八方向他爬来——爬进那圈光明。

“我有两个朋友，本来说要过来……”岛民不安地四下张望。“可一直没影儿。说不定路上让小流氓给收拾了。”

“那你就一个人在这儿……晒太阳？”我问，满心困惑，这也完全可以理解。

“晒。还能怎么办。”

“也就是说……您还要保持这种……裸体主义者的样子？”姑娘追问。她怎么就跟这“裸体主义者的样子”较上劲了！

“哼！当然！！”他坚决地答道，意思是这问题问得不合时宜。“只要那帮流氓今天没把我弄死。他们说了，要让我完蛋。不过我也给他们备了点东西……有种就来。”他指了指随身那个奇怪的“小手袋”。“有人给我做了把手枪。”

“手枪？！”

“对，发令枪改的，能打实弹。托厂里一个手艺人做的。”

“你准备开枪还击？”

“只能这样。”

我把仅剩的半包烟递给他。“拿着，算是‘弹药’。你这地方，怪让人紧张的。”他蹚水回自己的岛去了。这个人究竟有多么坚信自己是对的？我很想冲他的背影喊：“听着，你就不能把裤衩穿上？穿着裤衩晒太阳，就那么费劲吗？！”可我没出声。这就好比去拦住正走上火刑堆的焦尔达诺·布鲁诺。

* * *

* * *

* * *

我去贝加尔湖的旅行，怎么也称不上“健康之旅”。也许别人远游回来，会神清气爽，皮肤晒黑，体重减得恰到好处。至于我，谢天谢地，能挨到家就不错了——脸通红，肿胀，胡子疯长；浑身被蚊子咬遍；眼神呢，照许多人的说法，有点半疯半癫。没有明显敞着口、流着脓的伤口，就算好的了。总之，这样“休息”过后，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睡，睡，睡。

第二年夏天，我又在拟定去贝加尔湖岸边的路线。整整一年都在等待，准备，梦想这件事。终于，开始收拾行装了。忽然发现，自己仿佛在一根线上，把那些已经熟悉、已经经历过的东西，一颗颗串成珠子。征兆，记号，事件。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有意还是无意？譬如，你向自己保证：好了，这回一定买个现代化、符合人体工学、密封、省力的背包，再添一口野营锅和一个抛竿线轮。可是，新东西过去没有，现在还是没有！一看：还是那个背包，还是那口锅，还是那个线轮。又是恰好这么几罐炖肉罐头，这么几个洋葱，一块恰好这么重的咸猪肥膘。所有这些，都是醒目的路标，都是树干上的刻痕——泰加林中的指路记号——你循着它们，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好在回来的时候，也能原路折返。才不至于迷失，不至于消失在周围那无边无际的森林、山脉支岭和深邃河谷之中。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在《飞行员皮尔克斯的故事》中的《巡逻》里，写得极其准确：“当你四周是一万五千亿立方公里的虚空，连一撮烟灰都找不到时，那种希望总该发生点什么、哪怕是一场可怕灾难的愿望，就会变成真正的狂念。在一百七十二次巡逻航行中，飞行员皮尔克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他变得昏昏欲睡，变得阴郁，觉得自己成了老人，做起种种怪事，几乎想要发一场绝不会悄无声息的疯，最后，他又像在学员时代一样，编起各种故事来，这些故事往往曲折得很，以至于整次航行都不够把它讲完。”

众所周知，飞行员皮尔克斯在一片先前已有几名宇航员无影无踪地失踪的宇宙区域巡逻时，忽然发现了某个神秘“物体”，于是开始追逐。疯狂的追逐使皮尔克斯失去了控制，濒临的已不是想象中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精神失常，几乎就此消失在宇宙深渊里。这个“物体”，实际不过是一点反光，由于某些技术方面的特点，在监视屏幕上游动。

在环贝加尔地区某些因难以抵达而保留着原始面貌的荒野里，我研究所谓的“石圈”。当然，不能说那是什么“万亿立方公里的虚空”，因为泰加林、山岭和河流的世界——环绕着那片无愧于“神圣”之名的最伟大海洋的一切——浓稠得像……像有时能煮出的一锅鱼汤，贝加尔白鲑或者茴鱼的尾巴，从盛着喷香浓汤的锅里直挺挺地竖起来。可是，见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倘若抖落所有美景，撕开层层包裹最深处本质的东西，那么剩下的就是……会剩下什么？就是那一缕光，那一点反光，那一小片跳动的阳光，或者，就像那位出色的科幻作家所说的，是“希望总该发生点什么，哪怕是一场可怕灾难的愿望”。

而这只不知从何处飞来的萤火虫，可能诱惑你，招呼你跟它走，把你拖进那样的荒僻深处，以至于……待森林终于松开爪子，谢天谢地，把你放出来时——即使你脸红得吓人，胡子蓬乱，浑身蚊子包，眼神不像人——心上也会留下痕迹，留下伤疤。而在梦里，甚至在清醒时，你在那里触碰过、窥见过或者偷听到过的神秘而不可解释的东西，将一再浮现：那是在森林深处，而这一次，你从那里活着出来了。

有一次远足……确切说，是那次远足里的几天，至今我也无法给自己解释。那是在圣鼻半岛，我在翁戈孔卡河沼泽遍布的河谷里转来转去，试图闯到圣鼻山脉去。当时，究竟是什么让我误入歧途？也许读过出色的贝加尔湖研究者、旅游路线推广者V. P. 布良斯基的《你好，贝加尔湖！》之后，我便一心相信，那里到处都是踩熟的小径，一队队求知欲旺盛的游客，正精神抖擞地走在上面。然而我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一切——也就是那些“背着背包的数百名年轻人”，以及他们如何“沿着沙丘穿越巴尔古津湾的湖岸”——都发生在四分之一个多世纪以前，也就是这本书写成的时候。此后，森林吞没的痕迹，何止是游客留下的……

在翁戈孔湾的北端，革命前的年代，以及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曾有一座靠捕鱼和狩猎谋生的小村。优秀的布里亚特作家米哈伊尔·日格日托夫的三部曲小说《湖海之滨》，部分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在1943年的地形测绘图上，它被标作“毁坏的建筑物”。可我连那座村子留下的一片荒地都没找到。森林用疏疏的林木愈合了自己身上的这道伤口，用枝条织住，用草蔓缠紧。

关于那次远足的日记，很可能会在这样一句话上戛然而止：“再见，贝加尔湖！还有，上帝创造的整个世界。”

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在巨大的松树和西伯利亚红松树干上，偶尔能见到已经结疤的斧削刻痕。循着这些刻痕，从一处走到另一处，曾有一条小径——也许是在某个史诗般遥远的年代——通向山脉，通向山口。可即便能认出那些旧刻痕，它们也全在人够不着的高度，足有两米多。难道那些开出道路的勇敢先驱，竟是真正的巨人？不是……自从刻下这些记号以后，树又长了，向上蹿高了。哪怕留下点村子的痕迹也好啊，至于那条通向上游的小径，更是关系着我的性命！两样都没找到，我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地理震骇。身处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却因自己居然来到了这里而感到恐惧。可又能往哪儿退呢……暮色越来越浓，阵阵风里饱含水汽，预示着坏天气。不知名的生灵迈着柔软的雨爪，让四周充满窸窣声和动静，仿佛从一个地方跑向另一个地方……（是在躲我？还是想把我引进某种无法理解的游戏？）仿佛森林那座巨大的无线电台通了电，运转起来。我陷在陌生的声响之中，绷紧神经倾听，试图辨认那种未知的、似乎正威胁着我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我被执拗敲打帐篷顶的雨声吵醒。顶着冰冷的淋浴，在密密的丛林里走上一天，可不是什么好事。可直到傍晚，阴云也没散开，雨又一刻不停地下了整夜。我躺在雨中的森林中央，躺在银色的输液滴管下面，那些滴管注入腐蚀性的毒液，麻痹肉身，又用对森林无边无际的忧惧毒害脑子。开启这种忧惧的钥匙——雨滴咚咚敲打的节拍——记录在遥远、遥远的记忆深处。一只小小的救生筏漂向那遥远之地：泡沫野营垫，睡袋。于是，你乘着帐篷这艘深潜器沉下去，沉到森林的意识与你的意识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深处。如同最初就是如此……雨，这个发疯的报务员，在帐篷布上敲着同一套纠缠不休的莫尔斯电码。气温下降，凝结的水滴就在鼻子前面的布内侧越鼓越大，因为这种“洞穴式”帐篷的“天花板”很低。你注视着这些硕大的“反分钟”诞生，每一滴——在那里，在雨中森林的深处，这一点毫无疑问——都将吞吃、咽下一分钟真实的、活生生的、完整的时间。危险的状态！深处的压力，轻而易举就能把你的深潜器压扁……而你将融化在森林里，自己成为森林。

倒下并横断小河的树干，已经腐朽，长满驯鹿苔、越橘和杜香。倒木挡住去路，我寻找绕行的路，离开河边，碰上野兽的小径，短暂地燃起希望，可它们转眼又消失在密不透风、无法穿越的林下灌木中。难道我走不到碎石坡，走不到山脉脚下了吗？岩石嶙峋的山脊，一时仿佛近在眼前，一时又遵循某种奇异的透视法则退向远方；想走到那里，连做梦都不该。一群群不知什么品种、格外难缠的蚊子，让人喘不过气来。后来，我闯进沼泽，闯进摇晃的草墩地，河道消失在这些渗着冰冷汗水的荒地里。在某种幽灵般的迷障中，录有森林声音的绿色唱片，单调地转着……我卡在这张唱片的某道纹路里，卡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断层之中。

可要是真正弄个明白呢？

那村子的“毁坏的建筑物”，其实是由于伊尔库茨克水电站在1958年投入运行，贝加尔湖水位被人为抬高了一米多，才淹到水下去的。狩猎小径之所以荒废，是因为国家公园于1986年建立，园内禁止狩猎。贝加尔湖的天气本就难以预测，而在半岛上——较浅、因此也更容易晒暖的奇维尔库伊湾带来的暖锋，巴尔古津山脉吹下来的冰风，贝加尔湖北部强劲的呼吸，以及从伊尔库茨克一侧辽阔海面上涌来的气团——全都在圣鼻山脉上空碰撞，上演真正的“大气神秘剧”！这些简单的解释，为什么当时没进我的脑子？我怎么就开始堆砌起种种神秘恐怖来了？！“森林吃掉了人类的痕迹”，还有什么“迈着柔软雨爪的不知名生灵”……不过，不管怎样，所有计划都见鬼去了，只好返回。可就在这时，一大清早，才一睁眼——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光芒四射的穹隆，是贝加尔湖的水晶宫殿。

前面还有几个美好的日子，还有一些早已试过、鱼很好钓的好地方。

在从兹梅耶瓦亚湾过来、已经越过克列斯托夫斯卡亚湾的小径上，我看见几名游客沿下面的湖岸走着，而我在断崖上，走在那条攀上山坡、奔进森林、远离湖岸深入内陆、抄近路切过突出岬角的小径上。一男一女，年纪都大了，看起来像外国人……一眼就知道，不是我们这儿的人。（我当时还想，这是我飞过雨中森林的深渊之后，遇见的第一批“地球人”。）

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也沿这条小径下到了岸边，来到一处舒适的小湾，在那里歇脚。煮了荞麦粥，拌上炖肉罐头，吃过午饭，开始喝茶。恰好那位年长的外国女士从旁边走过，她带着一架非常昂贵的相机，镜头也很厉害。我请她喝杯茶，可她说，她得“很多很多照片”。我们交谈了几句，无非是俄语夹英语的几句常用话。我建议她直接沿小径往上走，坡不高，最好的照片得从上头拍。她道了谢，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她的同伴也踏着步子来了。我同样向他打招呼，请他歇一歇，茶就在这儿，请喝……原来他们是一对瑞典夫妇。男的看上去大概六十多岁，个子不高，整个人结结实实。脸色微黑，一头银色的寸发，脖子上一直到喉头，缠着条方格“阿拉法特头巾”。装备很齐全：背包、防风衣、靴子、挂在腰带上装在刀鞘里的刀、望远镜、某种功能繁多的手表——全是专做旅行装备的知名牌子——但东西并不浮夸，也不是刚从商店里拿出来的，而是早已经过充分考验，浸透了远行的气息。我们攀谈起来，他的俄语既听得懂，也说得足以交流。我问他在哪儿学的俄语，他回答说，跟服役有关。（不太明白，也许是在情报部门服役？不过不便追问。）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乘着安排这次旅行的旅游公司快艇，去过兹梅耶瓦亚湾的温泉——那是当地最受欢迎的景点。然后，快艇把他们送到克列斯托夫斯卡亚湾放下，从那儿步行。我们交流了感想，聊了天气、钓鱼、泡温泉。瑞典人掏出地图，是一本普通的保护区旅游地图册，请我讲讲，他们能不能登上维多瓦亚峰：听说那儿的全景让人叹为观止……哦，维多瓦亚峰，你们一定得去！我便开始描述那里的美景和将会遇到的困难，怎么走，需要多长时间。瑞典人问的问题很在行，也看得懂地图。

他已经准备动身，把背包甩上了肩。道谢，诸如此类。我却莫名其妙地突然问道：“话说，你到底当过兵没有？”

我也不明白，怎么会想到当兵这事。

他想了想，显然没料到这个问题，找着合适的词：“哦，当过。服过役。当然。”

这下，我可就刹不住了。“你那也叫军队？瑞典军队，是吧？！”

“对，瑞典的。武装部队。Försvarsmakten。”

武装部队，我自己知道！不知为什么，这让我很是恼火。

“哈，也配叫军队！开一天车，就能把你那军队全跑遍！我们那才叫军队……嚯嚯！”我张开双臂，极力说明我们的军队跟他们的军队，压根就没什么可比的，他们那点东西，吐口唾沫就能碾平。“我们那儿，坐火车咣当咣当地走，要走足一星期才到边远地区。要不，坐飞机从这头到那头，十个小时，怎么样？厉害吧？！我的退伍命令，可是格列奇科元帅亲自签的！！”

这话不由自主就蹦出来了，纯粹是某种口误！也许因为我刚吃了一大堆荞麦……从军用饭锅里吃的炖肉荞麦粥，让我想起了一切跟部队有关的事？还是因为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这位1967年至1976年的苏联国防部长，从小时候起，从收音机里塔斯社播报咄咄逼人的北约集团与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对峙消息的时候起，就牢牢刻在我记忆里了？当然，我当兵那些年，下命令的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其中也包括1982年义务兵退伍的命令，这跟我本人直接相关。为此感谢他，愿人们永远怀念他。

“啊，格列奇科，一位俄罗斯宇航员！”我的谈话对象叫道，眼神也温暖起来。

他连我们的宇航员都知道！我只好解释：

“不是，不是宇航员格奥尔基·格列奇科……是国防部长。不过这不重要。你根本想象不出，在我们那儿当兵是怎么回事！”我又朝瑞典人发起了攻势。他的脸上明摆着困惑。可这反而让我更来劲。“我苦熬兵役那会儿，我们被派到哈萨克斯坦参加夺取丰收的战斗……帮助收割谷物，当时是这么叫的。我们是个架子部队，有情况就用后备人员补充。也就是预备役。‘游击队员’，明白吗？”

“啊，俄罗斯游击队员！”

“‘游击队员’只是打个比方……民间叫法。你知道哈萨克斯坦的天空什么样吗？无边无际的天空，高得很，大得很，铺到所有远方。那片大地有多辽阔！我们的航天发射场拜科努尔，宇宙中的第一座太空港，设在哈萨克斯坦，可不是没道理的。有一回，女宇航员萨维茨卡娅的返回舱落在草原中央，我们排坐卡车第一个赶到。这时候，直升机也飞来了……扩音器里大喊，不许任何人靠近！可哪还拦得住……我们把降落伞撕了，留作退伍纪念，还有人连她的拖鞋都弄到手了。那个舱——进入大气层时被火流灼烧得一片焦黑——人人都在上面刻，有的用钉子，有的有什么用什么，刻上自己的名字、家乡，再刻个‘某某年退伍’。可到了晚上，《时间》新闻节目里播的，全是另一码事。直升机盘旋得那么漂亮，技术人员和医生提着小箱子，步子稳稳地向那个球体跑过去。萨维茨卡娅精神抖擞，穿着一件蓝色运动上衣，跟苏联国家队的一样，从里面走出来，像从木桶里出来的格维东沙皇。径直走向国家委员会主席。主席呢，在红地毯上走得那叫一个庄严。全是早就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拍好的，明摆着嘛！”

在我朝他倾泻的这股话语洪流中，瑞典人捕捉住了主要的、所谓的“文化标记”：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萨维茨卡娅——莫斯科电影制片厂。

他说，他见识过哈萨克斯坦，那是个巨大的国家。拜科努尔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人文与技术的重大突破。斯韦特兰娜·萨维茨卡娅是第一位进入开放太空的俄罗斯美女。说起莫斯科电影制片厂，那就是爱森斯坦的《伊凡雷帝》和科洛托佐夫的《雁南飞》。

又碰上个活百科全书！还是说，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看多了？

“你在哪儿见过哈萨克斯坦啊……电视里，是吧？！你要是八十年代亲自去一趟就知道了！那儿没有路，只有方向。就像一个疯了的投弹天使，刚从那片地上飞过……到处都是翻覆、撞毁、烧焦的汽车黑骨架。那些‘粮食快运船长’在酒精的迷雾里开着车睡着了，翻进沟里，撞上对面来的、横着过的车。也许，守在草根边的无形卫士——受了惊扰的游牧民亡魂——在傍晚的暮色中迷惑他们。周围的丘陵和缓坡，从长长的、蜿蜒的雾带里浮出来，像远古鱼类的脊背。眼前简直就能看见：那些参差断裂的山脊上，突然会冲出狂野的骑手，骑着暴烈的马！运油车的罐体被射来的闪电箭点燃，绽开成黑色的玫瑰，扭曲的金属花瓣带着畸形的锯齿。”

当地人用一种专门的诱饵来钓这些游击队员。就是放在村屋旁边的一只空桶。卡车开进院子——那是真正的巴依大户的宅院，跟俄罗斯常见的可不一样——把粮食卸进事先挖好的坑里。拿去喂牲口、喂家禽，拿去酿私酒。他们用满满一桶“液体货币”付给司机。看样子，有些司机还谈好了，要弄些当地的毒品。

还有时候，两辆油罐车在草原上追来逐去！仿佛有人把它们当成球，在无边无际的台球桌上滚来滚去……突然，又迎面冲撞，头对头，拼命往上撞。那些烧成灰的赛车手，最后只剩下肩章里的钢衬和自制的靴底铁掌。

我在司令部的作战值班室服役，每次出了事故，我们都得出现场。坐着满是灰尘、烫得要命的值勤嘎斯吉普车赶过去。迷过路，也钻进过那种偏僻得不见天日的草原荒地！火浪从爆炸中心向外烧出一圈圈同心圆，仿佛又汇向靶心，汇向两头雷龙般运油车扭曲的骨骸，它们纠缠在一起，陷在焚尽一切的拥抱里。我们套上防毒面具那副嘴脸，披上笨重的化学防护铠甲，走进这片柔软的灰烬之海，连脚步声都听不见。就在等离子物质吸走灵魂的地方，就像密集弹着打穿的靶心，一片虚空透出。连微风都飞不到那里，翅膀早已被烤干、烧焦。我们把剩下的东西收进锌盒。不知为什么，每回都是肩章里的钢衬和靴底铁掌。

“停，停，停。”瑞典人仔细而冷冷地看着我。仿佛用一台嵌在他脑壳里的X光机——我当时是这么觉得的——把我“透视”了一遍。“等一下！”他打断了我……

我知道，你身上发生过什么……

那时，草原缓缓隆起，像一片凸透镜，仿佛有人躺在它下面，从下方望着你们忘了脱掉的防护靴套的鞋底。你们走下雾气弥漫、盛满墨色暮光的沟谷。受惊的野鸭迎面飞起，从翅膀上抖落银色的丝线。两片小湖闪着月光，像盲人蒙了白翳的眼睛。你们扑进凝固的玻璃，穿着紧贴皮肤的橡胶防护服打转，双臂十字般摊开。就连那只锌盒，也漂在旁边。呼吸器的凸头、软管波纹状的长鼻子，都朝着低低垂下的星辰灯盏。空间站那颗小小的星，划过防毒面具圆圆的眼眶。而空间站里的宇航员，用一根特别的听音管——军事专家绝密的发明——记录下地球湖泊轻轻的水声，以及某种奇怪的金属物件叮当声……那是漂在身边的锌盒在响，里面装着一把烧死的游击队员司机的骨灰，装着肩章里的钢衬和靴底铁掌。

“对……”我几乎是在耳语。“你怎么知道？”我喘不过气，几乎说不出话。

“嗯……我只是看见过你。”

“你？看见过我？！上帝饶恕，你这都胡说些什么！！”

总之，他说自己就是当时乘着空间站、飞过哈萨克斯坦无边原野的那个宇航员。他通过一台特殊仪器，监视我们国土上发生的一切。可瑞典哪来的什么“空间站”？我气得简直失去理智。他说，那是个绝密项目，瑞典早就有侦察飞行器了。而我，一个普通公民，没人有义务向我汇报所有新式武器。这个瑞典人还说，我们的诗人托利亚·波佩列奇内是他的朋友，当年他们一起喝掉了不少瑞典的“绝对”伏特加。就是那时候，他向诗人提了个想法——也就是说，是这个瑞典人提的——“宇航员梦见的是某种十分亲切、真正属于地球的东西”。波佩列奇内在歌里把这点写得妙极了：“我们梦见的不是航天港的轰鸣，也不是这片冰冷的蔚蓝……”唱这首歌的是“地球人”乐队。一首古往今来、各族人民都喜爱的真正金曲！

……管他呢，让这瑞典人见鬼去吧！他拎起背包，穿着鞋底长满獠牙的登山靴，沿小径咚咚地往上走。一路走好，恕不远送！不知为什么，我非常沮丧，心里难受，压着一种沉闷的感觉，仿佛有什么外来的东西，从外面闯进来，吸附在我的生活上，还不知用什么望远镜筒，窥看着最隐秘的地方。什么事都做不顺，鱼也钓不成，休息也泡了汤。傍晚，我翻过山，去了隔壁的渔村卡通。在那里，从一个当地人手里，也像游击队交易似的，偷偷摸摸买了一瓶伏特加。回到自己的营地，把这瓶酒喝了；下酒的，是我做的“少先队式”烤串：把剩下的干香肠切成圆片，加上洋葱圈、咸猪肥膘片、面包块，穿在削好的小木棍上，烤熟。第二天早晨，我用烧开的贝加尔湖水泡茶，喝了五杯。风暴开始了，太阳却还照着，强风把我脑子里的种种蠢念头，全吹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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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莫斯科郊外索茨戈罗德边上的“聚合物零件”厂，可富得很。厂子深处，聚合物的湖泊沸腾着，流出油毡地板和聚氯乙烯地砖的河流，供应着国民经济的各处工地。厂里出资建起了住宅区、幼儿园、学校、综合门诊部、百货商店、体育场、游泳池，还有“聚合物零件”文化宫。到处铺着油毡地板，所有地方都贴满聚氯乙烯地砖，上面还带着兄弟共和国各民族纹样的元素。可改革伊始的风暴，把这艘化工与建筑工业的旗舰撕扯得破破烂烂，又把它抛上自由市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自由——岸边獠牙般的礁石。如今，它锈迹斑斑的骨架还在慢慢腐烂，巨大的车间变成中国日用杂货的囤积场，租赁场地的小公司，继续啃噬巨人身上最后剩下的东西。

住宅区连同全部配套设施，像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几度易手。有时候，沙坑里玩耍的孩子、做听写的学生、量血压的病人、排队的顾客、奔跑的足球运动员、像海豚般嬉游的游泳者，随着笔尖一划，就从一家名下转到了另一家。田径运动员跑五百米，起跑时体育场的跑道还属于一个家族，到终点，已经跑进敌对团伙的领地了。

“聚合物零件”文化宫被移交给索茨戈罗德，改名叫“脉冲”。这座文化的炉灶虽只剩一丝微温，却保住了九十年代黑夜里的一点火苗……打过它主意的人，可太多了！批发商和中国商贩梦想着把它改成市场，生意人张口就要办公中心，骗子拿着赌场计划往里钻，甚至还有个撒旦教派，打算来这里筑巢……他们全在它看不见的地下部分磕断了牙。因为这是个“双重用途设施”。它的地基里是一座防空洞，迷宫般的回廊舒展开来，像一朵混凝土玫瑰。负责它的紧急情况部，会为自己的设施拨款，索茨戈罗德的行政当局也不得不维持它——这座掩体是为领导层准备的，真有个万一，他们会躲进这里，设立指挥中心。

这套秘密的根系，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告诉我的。文化宫开门那天起，他就一直在这里做美工。我到“脉冲”当第二名美工后，便跟他一起工作。得说一句，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身上，也有着同样的“双重用途”。

……从前，“聚合物零件”厂的技术美学部，光美工就有三十来个。他们互相抢活儿——尤其是给文化宫做布置，还有单独的工单，另算报酬。留给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只剩给日常活动画海报，再用漂亮的字，为文化工作者写些节日、周年纪念的贺词。因此，四十年的工作时间，除了少数时候，都被他用来画自己的画。每天至少画一幅写生！总体来说，他的作品很难一言以蔽之……他能把莫斯科郊外雪白耀眼的正午，变成奇妙的乌克兰之夜。他用浓重厚实的、所谓厚涂技法，从来不心疼颜料。他的画，有时像火星地表，有时像紫色外星海洋的波浪。还有时候，丁香那宇宙般狂暴的花潮，会朝凑近画面的观众猛扑下来！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童年，是在顿巴斯一带的矿工村里度过的。怎样的梦带他踏上过奇幻之旅，怎样的奇异风景的回声，在心灵隐秘的角落里互相呼应，又化作嘹亮悠长的歌？假如他每年画三百幅左右，平均每幅一平方米，那么四十年下来，就是一万二千平方米的绘画！这一切——再加上画框、画布、储备的颜料——总得有地方放。于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占满了整个防空洞。几乎连进去都不可能。更别提让谁躲进去保命了！

这位热爱绘画的艺术家，每天都是第一个来上班；到了午休，他就背上久经风霜的背包，带着画架，到周围去，一去便是四个小时左右。他的画笔、颜料，就是渔具，就是诱饵。瞧，他又带回来一方新鲜的森林、空气、蔚蓝、积雪。或者，是开花的草甸，水面的涟漪。这一天，被他捕获，被他留住了。回到工作室，他会摆出另一幅写生，前一天画的，或者正在画的一幅画，然后坐在椅子上，安安稳稳地睡着。身躯高大，笨重。忽然醒来，目光敏锐地一瞥……抓起调色刀，抓起画笔！修一修，添一点，改变世界的图景。随后，又沉入五彩斑斓的梦里。

他一休假，就是两个月左右。和妻子沿金环游览，乘旅游客轮畅游俄罗斯的河流。最近几年，他们则去黑海，住在卢一带的一处旅游营地，离索契不远。关于这些，他也有一本用画写成、一天接着一天的《自然日记》。

第一次走进工作室时，我被光照亮，又被黑暗压住……仿佛落到了荒野泰加林一条山沟的底部！画和速写像岩壁的台阶般高高耸起，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和物件堆得满满当当。到处都是植物油亮的叶子，仿佛织成了“森林的树冠”；柔韧的枝条缠绕着一切，四周是带花纹的叶片、一抱抱干花、奇形怪状树根组成的造型；在这片密林里，只能沿小径穿行。

与应急部门的对抗没完没了，他们用一道道措辞严厉的命令，想把他从防空洞里赶出去。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对一切都泰然处之。同时，他也并非固执的独行狂热者……他参与本地画家的活动，常常受邀参加画展，担任比赛评委，也参加为莫斯科郊外的才俊评奖的委员会。他的画不时能卖出去，所得的钱又用来买颜料。有些画他包好后拖进防空洞，另一些则搬到地面，带到什么地方，再带回来。工作室里的风景不断更换——时而笼罩着冬日的严寒，时而被繁花的狂潮淹没，时而浸透秋日的凋零——诉说着绘画在自然中那孕育生命的循环。

玛丽娜有时会到文化宫的工作室来看我。我们谈论我这位同事的画，尤其是他的“黑海时期”。我们觉得，画里什么都太多了。一个油汪汪的黄色圆饼漂在甜菜色的大海里，绿得浓稠的群山被切成一片片，露出的岩石带着粉红色纹理，活像肥膘。

等我们聊起夏天去哪儿度假时，自然而然就想去了那里……去那些海岸，在那样的阳光下，置身那片绿意之中。我问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他因自己的回忆而微笑：“在卢一带的旅游营地，你们就像躲在基督怀里一样安稳。我给你们个电话，告诉你们找谁。”

我们像是不可思议地跳过了收拾行李的忙乱、车站、火车——一头扎进了他的画里。一切都熟悉，一切都认得。我们来到峡谷深处，那里弥漫着诞生与死亡辛烈而令人亢奋的气息。蒸腾的水汽使空气浓稠，四周充斥着追逐的回响、嘶哑的喘息、暴烈的呻吟、爱情的煎熬，以及未知生灵的生存搏斗。大地的潜流在树根中流动；有些树根露在地面，像巨大的爪子，参天巨树就靠它们踏过落叶、浓密纠结的草和带刺灌木铺成的厚厚地毯。

我们在通往杰特利亚日卡河、贝兰达河、布乌河上游的峡谷里寻找瀑布。然而，到了这片三角地带，一切记忆都消失了……我们缠着上杰特利亚日卡、上贝兰达、上布乌的居民打听，谁也没有亲眼见过那道瀑布。

“啊，是有，我兄弟小时候好像去过。”他们对我们说。

或者：“哦，我爷爷讲过，可漂亮啦！”

又或者：“不，你们过不去，那里全长满了草木。”

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位老爷爷和他的孙女，他们在采黑莓。这位寡言少语的印第安酋长向山坡上指了指。可往哪儿走呢，那里是一片钻不进去的密林啊？然而，还真找到了一条几乎被草木吞没的林间通道。我们爬上山脊，沿着山脊绕过山间盆地，再顺坡而下……我们越来越深地沉入某种不可知年代的核心。大地的坚实躯体腾跃而起，树干倾斜，蕨类油亮的舌头像尚未冷却的熔岩一般流淌。对面的山坡逼近，天空的缝隙收窄，树冠合拢。一阵眩晕，仿佛我们正被吸进“时间绞肉机”的喇叭口。秒的筋腱嘎吱作响，分的几丁质外壳噼啪爆裂，日的甲胄被碾碎，尚未到来的一年流出了汁液。仿佛有某种东西，独立于“周围”和“上方”发生的一切，却又被磁力吸引，被斑斓色彩与万籁之声成倍放大——它充盈着那条从山坡游下的蛇，使它的躯体凝聚起稠密的事件，也把我们卷进它的运动。凝滞的空气，那压得密实的时间深渊，令人呼吸困难，身上覆满黏汗。我们在石头间跳跃，翻过倒下的树干，或从下面钻过去。许多树干已经折断，有的被劈削成斜茬，被雷击烧焦。席卷而过的风暴堆起一道道障碍。岩石的獠牙布满粉红色和紫色的纹路；挡路的巨石额头陡峭，厚厚贴着苔藓，一块深绿得近乎发黑，一块泛红，一块又呈青碧色。巨石火星般的表面看上去乌黑、多孔，像沥青，可踩上去却柔软而有弹性，还渗出水来。昆虫的嗡鸣，窸窣与叹息，一阵掠过又停息的微风引起的树叶颤动……浅滩上的银色涟漪，水的“窗户”——被花岗岩“肋骨”围住的凹穴、水碗——把峡谷的世界一并收进倒影。（地质手册上说，陆源复理石沉积——也就是构成这里大部分岩石的层状砂岩和泥岩——形成于古近纪，这个时期在三千万年前结束。如果在想象中把峡谷“锯开”，能不能看见年轮……三千万圈年轮？）

突然，我们发现自己就在瀑布的正上方！

闪着油亮光泽的细流，如同记录着此地古老历史的黑银色电影胶片，一卷卷展开，越流越快。水流从岩檐上跌落，撞上岩石台阶，层层泻下。下方，水柱冲击着一个沸腾的壶穴，形成小小的湖泊。若想起上杰特利亚日卡、上贝兰达、上布乌各族人民的那些“神话”，就可以把这片小湖想成龙的眼睛：它盘起碎石坡和裸露岩层组成的身躯，守着峡谷深处，吞噬每一个望进它眼睛的人的记忆，那眼睛上方折射着一道水沫织成的虹幕。众水的多声部歌唱、石头额头碰撞的声响，令人着迷；那些巨石就这样争论着谁在地质上先形成——大概已经争了三千万年？

是啊，我们的发现当然远远比不上那些最伟大的瀑布，比如我在《国家地理》的书页上赞叹过的那些。（有位摄影师的作品让我记住了：在杂志的支持下，一支探险队前往新西兰的一座岛屿，寻找丛林深处一座死火山；一道瀑布从高原上直泻进它的火山口。他们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用钢索把摄影师吊进深渊，他晃荡着，几乎就在倾泻而下的水流下面。可拍出来的照片多么震撼！）

可这是我们的瀑布！离开崖边后，我们跳起了狂野的舞蹈。发现的喜悦溢满了我们！我们泼水嬉戏，跳进石碗里，整个人没入水中。我们向岩石、山谷、山口、奔腾的河流和冲蚀的壶穴表白爱情。我们朝整片森林大喊，发誓永远不会忘记阿波罗崇拜的忠实侍奉者肩负的神圣使命！不会忘记陌生地方的新鲜，成功的喜悦！不会忘记那无穷无尽的渴望，要深入远方，把住着未知居民的遥远海岸纳入希腊世界的轨道！！

玛丽娜埋头写起自己的《诗意观察》，描绘所见的大自然威严而美丽的面容。我腰上系着装相机的套子，回到了岩檐边。从高处望下去，是深深的山间盆地……白杨、榆树、橡树的树梢摇摆着；在这些森林元老的脚下，林下草木像浪涛翻涌，成片的黄杨丛暗沉沉的。也许，整座时间的深渊（好吧，不是三千万年，而只是从当今这个第四纪开始算的两三百万年）……都被倾倒在这里……寄存起来了？

左上方是一面陡峭的石坡，尽头顶着一块岩石的额头。岩石上方，一棵分叉如里拉琴的榆树颤动着树冠，吸引了我的注意。从下面看不见它的根究竟抓在哪里。弯成“S”形的树干仿佛没有支撑，独自腾空而起。从分叉处举起两条“手臂”——斑斑驳驳，像穿着迷彩服。是啊，多么骄傲的一棵树。它不屑于在同类的拥挤中浑浑噩噩地“植物般生存”，挣脱出来，奔向开阔之地。任凭八面来风、倾盆大雨和闪电摆布。可也正因此才显眼啊！我决定，自己可以爬到岩石的额顶，再纵身一跃——落到树杈里。从那里拍一组独一无二的照片……《国家地理》的那位著名摄影师又算什么！（心底里，他的桂冠始终让我不得安宁。）

然而，我没能沿坡爬上岩石的额顶。黑莓丛和野葡萄带刺的藤鞭交织成一道无法穿越、弹性十足的墙——把人往外弹！我从岩额的中部沿着岩阶攀爬，最终还是到了树的对面，但位置低于分叉处。我一脚抵住树干，试着摇晃它，看看牢不牢。还挺结实。我大步跨上树干向上弯起的弧段……就这样到了高处。树颤动起来，甚至往下沉了沉。根部掉下土块，上头簌簌落下碎屑，叶片旋转着飘下。我大汗淋漓，心跳加快。恐惧也让我一阵恶心。从这里摔下去……那可真够劲的……不过，还是别想了。

多好的镜头就这么错过了！得爬进分叉，它就在我的头顶。从那里看得更开阔，还能撑住两根树干，不然怎么拍照？

我举起双手，摸索着树杈凹处有什么可抓。树干粗得抱不过来。摸到的只是些朽烂的小根，苔藓一抓就掉，草茎也不牢。我用右脚运动鞋的侧沿抵住一块突起的树皮，猛地把身体往上一提，张开双肘，翻过去，趴在了上面。好不容易才直起身来。岩石额头——大陆，坚实的大地——与我之间隔着一米半的空隙。回去时，该怎么越过去……跳到那块倾斜的大石头上？算了，既然上得来，总能回去。

我尽量不做多余的动作，从套子里取出相机，准备停当。脑子里转着一幅幅绝妙的构图。现在这样拍一张，再那样拍，还有那样！

可这是什么？！在眼前树干灰色的皮肤上，我看到了令我震惊的东西。

那是令人难忘的话语。

刻得很深，十分清楚，落刀的手毫不颤抖。时间也好，愈合的力量也好，都没能将它们抹去，没能把它们收进树木的肌体，使它们变得模糊而毫无意义。对刻下这些字的人来说，这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用的是一把优质工具钢制成、磨刃得当的刻刀。字样的布局和字母的笔画，都透着专业的风格。

达尼拉，我爱你。卡佳。

在令人眩晕的高处，在那根颤动着、缓缓把自己从石头故乡里拔出、一步步滑向深渊的树干上，我读到了这些话。

真不得了……卡佳究竟被逼到了什么地步？光有浪漫的天性还不够，还得懂得辨认地形，至少受过最基本的攀岩训练，做起惊险动作要有特技演员般的精准，还得有马戏团空中体操演员的身手。要事先准备工具，想好字体的布局。

可谁会在这里看见这行字？它究竟写给谁看？！

难道，这些是她在那之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我胆战心惊地朝下看。是我头晕了吗？感觉有什么在动。峡谷之蛇龇着长满苔藓的獠牙，盘起深浅斑斓的绿色身躯，围住这片空间，用碎石坡、风折木和乱石堆成的尾巴把它收紧。它用彩虹光晕遮住那只小湖般的眼睛，旋风卷走水沫时，又用水的亮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可卡佳和达尼拉跟我有什么关系？说到底，这是他们的私事。

就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吧。但愿他们的命运已连在一起，前面还有漫长的岁月，可以共同度过。

我只剩片刻，把古老的峡谷，把翻卷的水与时间的流光摄入镜头。难道，不正是这些灰色的多米诺骨牌般的巨石——巨人玩完游戏后胡乱扔成一堆——绿色的手臂般的枝条、植物柔韧的躯体、藏着大地生命密码的树干……还有岩石、山谷、山口、奔腾的河流……从我出生那一刻起，就如一群由山中神殿和森林城堡化出的海市蜃楼，向我投射，向我涌来？为什么我爱那些小径，它们领人走入凝固的棋局，奇异的棋子摆在四季深绿、金赭、雪白的方格上；为什么当我竭尽全力爬上山顶，想起梦里曾经涌起的凝固巨浪那威严的壮观时，我的心就要冲出胸膛，飞越所有山岭？！究竟是怎样一幅走过的道路与小径的奇妙编织，把我带到了“脉冲”文化宫？我结识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结识了他心中的世界，那里有

闪耀着白雪的莫斯科郊外的原野，

也有奇妙的乌克兰之夜，

也有火星上的风景，

也有外星海洋的波浪，

也有丁香宇宙般的狂欢，

他毫不吝惜颜料，把这一切如此慷慨地泼洒在画布上。

而我和玛丽娜，又是在人生哪一道汹涌的渡口相遇的呢？不，我们不可能不相遇……在相识的几年前，在几千公里将我们隔开的日子里——机缘巧合，我的第一本书竟是在玛丽娜故乡的印刷厂里印出来的，就在捷尔任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州）。玛丽娜在图书馆工作，一天要从那排书架旁跑过许多次，新书之中也摆着我的大作……顺便说一句，书名既荒唐又装腔作势。“得是个十足的白痴、蠢货，才会给书起这种名字。”我未来的爱人当时这样想。她当然没读过，连拿都没拿起来过。

此刻，她坐在奔流的水边写诗。对周围的一切全无察觉……而这里有峡谷的种种声音，有瀑水的轰鸣，有石头额头碰撞的响声。喊她听不见，也没法和她商量。（真要出什么事，连救命都喊不来。）

我该怎样拟一份“答复备忘录”，给卡佳和达尼拉一个我们的回答呢？

刻点什么，才能留下来……总不能说留传千古吧？好吧，就留上几年。（又装腔作势了，我怎么都摆脱不掉。）我有一把极好的野外用刀，还带一套工具。得传达一点简单的、后人能够明白的东西。

玛丽娜，我爱你。

可我也不能没有贝加尔湖啊！对，如果提一提我热爱这颗星球上最伟大的淡水湖，那就有分量了，显得严肃，深——思——熟——虑。

可是，我为什么爱贝加尔湖？其实，是它爱我才对！否则，它的美是为了什么，那闪烁着神秘征兆的波浪又是为了什么，当晚霞熊熊燃烧，仿佛从至高天界泼下的启示，淌着紫红的鲜血？这些——是要我去看的啊！我要感受自己的渺小，为那只仁慈之手撒下的慷慨而惊呆，又要与层叠的巨浪、巨人般的山岭、铺满半边天空的晚霞比肩。我承载着这些馈赠，并尽己所能，把它们传给未来。

可这多么煽情，多么浮夸！

我还挂在树上呢，它随时可能断落。那么，拿刀！我推出刀刃，比划了一下要刻的字，估量字母的高度……刀尖钉进树皮。

一股弹力把我的手猛地弹开！

上方落下树木的碎屑，某种尘埃旋转起来。一阵气息扑来，是绘画用亚麻籽油正午田野般的味道，是松节油浓烈的松香，是柏木清漆的芬芳。周围摇摇欲坠的平衡忽然震颤起来……那是一声轻咳！

醒来的巨人试起嗓子来。哦，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在我们工作室里！

“呃……谁在那儿瞎折腾？你干吗糟蹋我的画？！”

“啊——！”我使出全身力气大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是我，您那位画家。我遇上大麻烦了，救救我！”

“我不想听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上头阴沉地嘟囔着，“教了你多少次了！你就不会换个说法，比如……这么回事，你有个机会，可以展现自己最优秀的品质了？”

我还得行屈膝礼呢！不过，只好顺着大师：“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是您和我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展现咱们自己最优秀的品质。我挂在您‘黑海时期’的某一幅画里了。这里有棵树，它正在往下滑，马上要掉进瀑布啦！”

“你爬上去干什么？谁让你爬的？！还拿把小刀捅来捅去。”

我们像是隔着某种“管子”交谈。（手机也被叫作“管子”，但这跟我们的交流无关。要说文化学上的背景，可以称之为所谓的“沟通管道”——索洛维约夫在《阿萨》中使用过的一个意象。）

“可明明是您让我们来这营地的。您说，我们在这儿就像躲在基督怀里一样安稳！”

“唔，好吧……那到底是哪幅画？”

“就是峡谷、石头，下面一个小湖。不，当然了，一切都很美。构图严谨，色彩饱满。有氛围，也传达出了画家的心境。顺便说一句，这里可真够高的。我撑不了多久啦！”

“可我得把它找出来，配好颜料。你坐在那里，别乱动。还有，别想拿小刀瞎捅，会把画布戳破的！”

坐也好不坐也好，绝美的景色正白白溜走！我小心调好相机，打开自动模式，连连按下快门。我捕捉着逃逸的瞬间，正处于幸福之巅……或者说，更准确些，栖在幸福之树上？我怕得发抖，急着把那一瞬即逝的感觉、那摇曳的美感，一滴不剩地吸进身体里。

然而，目的性来了，统一的力量来了，把四散的碎片重新收拢。它们获得了意义、内在的意绪和信念。画家拿起画笔、调色板、调色刀。世界不再向深渊、向疯狂滑落。难道，我能踏着亚麻籽油绚丽的晕痕、松节油的松香、柏木清漆的芬芳——迈出一步？重新获得坚实的大地，获得大陆？事情正是如此。感谢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他履行了画家的使命。然后，又像往常一样，投入五彩斑斓的梦中，安安稳稳地打起盹来。

玛丽娜坐在倒下的树干上——简直像滨海边疆区的探险家阿尔谢尼耶夫——俯身写着自己的《诗意日记》。她的德尔苏·乌扎拉正在哪里游荡，怎么样了？（这一幕，她那忘我的写作——阿尔谢尼耶夫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间断日记——使我想起奥基诺·库罗萨瓦1985年的电影史诗《德尔苏·乌扎拉》。）

“你去哪儿了？”她正从自己的“诗意远方”归来，“我都想去找你了。”

真叫人感动。可我刚才是在和把我们连在宇宙中的那些声音交谈啊。

“在那边到处拍照。拍了好多好片子！”

“我都担心了。你不知跑哪儿去了。”

“嗯，是啊，我给自己的新小说想了个绝妙的名字。”

“哦，那当然！你已经想过一次了……给你第一本书起的名字……”

那又怎么样，正是那个名字把我们吸引到一起，在宇宙中连了起来。

“嗯，我想到了……《英雄的内衣》。怎么样？”

“太棒了！全体读者都会冲出去抢购你的大作！”

“你以为呢？你知不知道，宇航员——说到底，他们可都是英雄——怎么处理穿脏的内衣？！难道在失重里洗吗？在空间站上，一飞半年，甚至一年呢？！不！他们把它们扔到辽阔的大西洋上空。”

“从没想过这个。”

“就是啊！比如，几个年轻浪漫的心灵……嗯，假设是卡佳和达尼拉，正乘着大西洋上的邮轮……”

“卡佳和达尼拉是谁？”

“不重要，你不认识。他们航行着，看见一颗星划过天空。于是许下心愿，相信自己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梦想都能实现。可那颗突然闪亮的星——其实是一个装着脏内衣的容器。它在稠密的大气层里燃烧，只留下一道流光溢彩、渐渐熄灭的痕迹。现在懂了吗？”

“……？”

“好吧，那我还有个别的名字。”

“_？！”

“《班德拉斯的皮鞋》。怎么样，这个行吗？”

* * *

“你这个人真有点奇怪。跟别人不一样。”文学老师在莫戈伊塔一带的一座山头上对我说。布里亚特的天空被太阳烤得滚烫，那无边无际、微微颤动、透出青碧光泽的穹顶，令人头晕。风一阵阵袭来，揉乱从山谷奔上来的羽茅鬃毛——山谷伸展在灼热的蜃气和褐色尘雾里；风势一歇，波动却仍在继续——草叶的窸窣，蚂蚱的鸣叫——仿佛退去的浪潮仍在奔涌。又仿佛，这沙沙声和闪光来自某条透明巨蛇不可阻挡的盘旋，它玻璃般的鳞片流出热浪，卷起磁带般褐色的环圈，倒影在其中滑动，时而是老师的双膝，神秘地被一本没有打开的书拢在一起——像《维》里年轻的瓦尔列伊，霍马第一次看见倒在草中的小姐，而不是那可怕的女巫时的模样——时而是她颧骨上泛红的斑块，时而是睫毛底下一闪而过的狡黠火花。她的动作缓缓应和着草原的呼吸——袭来的风，流淌的寂静——扣上胸前格子衬衫的一粒纽扣，整了整裙子，拢开散落的发丝。

……那个六月的日子，我们躺在山头上。我们——就是我们那支小队，由几个平行九年级班抽人组成。从这座制高点上，我们很便于观察山谷里展开的大规模战斗。那里正在进行“小鹰”军事体育接力赛。我们乌兰乌德各所学校的队伍——当然，也有我们学校的队伍——彼此较量。指挥一切的是货真价实的军人，来自那些对口支援学校的部队。队员们拆装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用小口径步枪射击，投掷手榴弹，穿越障碍，穿着不可思议的棉袍（像《沙漠白日》里的巴斯马奇分子），在起伏不平的地形上奔跑，躲避训练有素的边防牧羊犬追赶。

航空俱乐部的一架双翼机在高空嗒嗒盘旋，在天空的习字帖上写下跳伞者斜斜的笔画。他们随即在头顶打开蒲公英般的半球，被风带到远处的一道山岭后面；想象中，那里是跳伞者的天堂，柔软的田野像绒毛，缓冲这些勇敢飞行者的着陆。远方传来某首歌婉转的旋律——从军用厢式汽车里广播出来——还有步枪“瓜子”的噼啪声，以及队伍排成人墙冲上去肉搏时滚雷般的“乌——拉！”，还有那些发狂的狗叫。我们竖着耳朵，生怕错过信号号角的歌声。一个特意留在活动中心的号手，用几首著名披头士歌曲的开头小节，给我们传递加密消息。于是，我们的小队渐渐融化了……

不时有哪个男孩或女孩突然起身，拼命往山下跑，去替换那些在各个赛段被逼得筋疲力尽的队员。奔跑的身影钻进杂草，直至消失，仿佛被银色的漏斗吞没，被吸进召唤的号管喉咙里。（得说，这就是我们军事教员想出的“军事妙计”。那些在较量中耗尽力气的参赛者，由我们小队里体力充沛的跑手和投掷手替换；我们的小队暂时隐蔽，作为预备队。）

直到只剩下我和老师两个人……

留下来的，是被太阳晒热的山丘的感觉……还有她薄衣下炽热、令人心动的身体，她皮肤上带着草原风的微苦气味。因为我把她压在了身下——她既抗拒，又不由自主地顺从，紧贴着我——为了救她躲开逼近的（更准确地说，是飞来的）危险。一个跳伞者如同从天庭坠下的天使，伴着骇人的呼啸和脏话，挂在一顶转轮般旋转、镶着青碧色楔片的伞盖下，直朝我们砸来！他靴子带槽的鞋底上，三叉形的铁掌闪闪发光，身上交叉着皮带，戴着凸起一块块衬垫的黑头盔，还套了一副遮住半张脸、反射着暗红光泽的“罐头”护目镜。这位飞行者像吊在伞绳上的木偶，抽动着，想调节什么……而我呢？！就在那一刻扑向她，用身体把她盖住。（他从肺腑里喷出的骇人脏话，像越来越大的雪崩般轰鸣，叫人无法忍受；在我看来，绝不能让这些话钻进文学老师娇嫩的耳朵。）

不过，这个倒霉的跳伞者被扯向一旁的山坡，轻轻地撞了一下，随后翻滚起来，被那朵不肯安分、巨大而皱作一团的降落伞丝绸花朵拖着走。

“……你真有点奇怪。”老师说，“就说你的作文吧！怎么，忘了？！”

不，当然没忘。她说的是那篇“期末”作文，带着一个重要的名头，叫“部级”（据说会有“部里”来的委员会审阅学生的大作）。可何必重提我那次创作想象力的飞翔呢？

“我只好替你重写了一篇。”她深深叹了口气，“给你们的是自由题目。比如，结合文学作品，谈谈今天的我们可以向共青团英雄学习哪些品质？”

“好家伙，这也叫自由题目！明明就没有别的题。”我心里想。

“可你竟然拿这首歌——

‘小鹰，小鹰，飞得比太阳更高’——

去分析其中暗藏的《圣经》事件的回声。你拿来作根据的，是歌词里一句的确有些费解的话：‘共青团的小鹰们赶来相助，生命将重新回到我的身上。’

是啊，有谁能知道死后生命还将回到祂的身上，预见祂自己的复活呢？

还有，你笔下那座‘轰响的手榴弹把士兵炸得四散’的小山，

就是各各他，

而‘快活的小伙子们永远沉默了’——

就是那些背弃了主的使徒，

而‘飞到哥萨克村去，告诉我的娘’——

就是向圣母传话，说我将被钉上十字架，

而‘儿子被押去枪决’——

就是人子被押往各各他。”

“那当然。”我接过话头，“而‘雄鹰的政权拥有数百万只小鹰，祖国为他们自豪’这句歌词，藏着这样一个意思：

教会拥有无数追随者，

以及使教会不断壮大的献身信仰的英雄，

可我的那只飞向太阳的鹰在哪里——那不正是升天的标志吗？”

“鹰，”我用小说笔法写道，“是寻找上帝的灵魂的象征。这种解释依据一种早期观念，据说鹰不同于其他鸟类，它飞近太阳，再浸入水中，便能定期更换羽毛，重获青春。”

“你再想想那一段吧。”老师笑了，“你举出歌词里提到的手榴弹为例——当然，是爆炸武器。可在引申意义上，你却讨论起石榴树的果实，说它是‘复活的传统象征，指向作为世界救主的基督。石榴被认为是生命的象征。据传说，诺亚方舟就是用一颗石榴照亮的。石榴原产亚洲，是人类最早食用的水果之一。有一种看法，认为石榴顶部的小尾巴成了王冠的原型。

“是的，可是……”我惊讶地说。

“不然你以为呢？”老师抢在我前头说，“我只好重写一篇，用最普通、符合教学大纲的范文，换掉你的‘作文’。你根本想不到，那会惹出什么事！”她眼睛睁圆了，里面闪着阿雅甘加花簇般的淡蓝光泽，“你会被一把脏扫帚轰出共青团！还真冒出个‘作家’来了。”她又讥诮地加了一句，“别忘了，如今可是

一九七九年，

共青团正值力量鼎盛！而你们这群九年级学生，这样‘奇怪’又‘难以消化’的一代，属于你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你们正站在即将迎来的种种发现的门槛上。”我的导师带着几分激昂作了结论。

“可您对我这一代又知道些什么？！”我激动地喊道，“您怎么能评判？1962年10月30日，华盛顿时间凌晨3点，一声刮过险些沸腾的核锅锅底的金属声，撕裂了世界的寂静！事情发生在加勒比海水下约12米处，凯科斯海峡东北方300英里。苏联‘Б***’号潜艇正在下潜，高出指挥塔的环形天线刮过了一艘美国驱逐舰的肚皮。那美国佬的螺旋桨就在它上方搅动，两者相距不过几米。

……我指的是那些可以说标志着古巴导弹危机顶点的事件。‘Б***’号和另外三艘苏联潜艇作为先遣队，被派往古巴海岸，结果落入肯尼迪总统宣布的500英里美国海军封锁区内。肯尼迪在10月22日对全国的讲话中宣称，要‘制止在古巴部署弹道导弹的进程’。赫鲁晓夫则传话回应，如果美国人拦截并检查哪怕一艘苏联船只，都将被视为违反国际协议和侵略行为。苏联领导人威胁说，若发生这种情况，他将命令潜艇官兵击沉美国舰船。

美国海军几乎整个大西洋搜索攻击舰群都被调集到这一地区。具体说来，‘Б***’号上方就有三艘驱逐舰游弋，由一艘航空母舰掩护，舰上飞机每隔15分钟就低空飞过潜艇一次；此外，还有装备着可沉入海中并拖曳的声呐的直升机，在这片空间来回巡弋。

由四艘苏联潜艇组成的潜艇旅分散行动，彼此没有联系。由于行动极端保密，艇上与海军总参谋部之间几乎不进行无线电通信。最后一次是10月24日，总部转发了美方发布的一则警告（被我们的情报部门截获），其中说，美国海军反潜封锁线上的舰只将投放深水信号装药，以迫使苏联潜艇上浮并表明身份；上浮时须驶向东方，以此确认已理解信号。

‘Б***’号艇上装备着一枚核弹头鱼雷，战术当量为1.5万吨。不论在水下还是水面爆炸，都足以毁灭10英里半径内的一切生命。是否使用这一‘特种作战装置’，全部责任都落在艇长身上。

也就是开启一场世界大战的责任。

“我生于1963年3月。”我结束了这番历史回顾，“也就是说，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达到顶点时，我还是个五个月大的胎儿，在母亲的羊水里扑腾——而那羊水，本质上与世界大洋是一体的。天线刮过驱逐舰船底的那声不祥摩擦，本可能成为我五个月的生命在地球范围内听到的最后一声回响。而在形而上的意义上——那道刮痕在我这一代的命运上刻下了记忆的印记，我们对世界命运所负的责任有着尤其悲剧性的感受——视之为切身的、融入血肉的责任。”

“哦！你的嘴唇是‘丘比特之弓’的形状……”她带着轻轻的羞怯，深深喘息着说，“得有多少娘们儿为这嘴唇害相思啊！”

“‘吉卜赛婚礼没有杏仁糖也照样办！’”我已经一边跑一边喊了起来，仿佛舀起这句话——引申地说，是从那片被风在背后推着、催我奔去的天地里；直接地说，则是从杰出的白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科罗特凯维奇的《斯塔赫国王的狂猎》里（根据它拍成的那部精彩电影，曾震撼我的想象）。远处，号角在歌唱……我差点错过进入“小鹰”轨道的信号，竟为这些不合时宜的感情泡软了心！

风的“狂猎”，羽茅不安的歌声，在它们上方旋起的尘土——这一切追上了我，像游牧人从未知远方射来的一支箭，穿透我，充满胸膛，心脏按着追逐的节奏跳动。我飞下山头，冲下一道缓坡，又一道——劈开芦苇密丛——随后钻过灌木和山杨幼林。必须凭着特定的地标保持准确方向，才能在规定的地点、恰当的时刻接入接力赛线——在最后这个决定胜负的赛段，换下我们队的跑手。

可一条小河的汊流仿佛在我面前散了辫子……我蹚过一条河道，又一条。一个令人绝望的念头追着我：我会不会在什么地方跑偏了，错过该替换同伴的那段路？然而，一切都在同一瞬间对上了！喧响和折断声越来越大，仿佛可怕的独角兽正在我的左右两侧横冲直撞。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其他学校的军事教员，我们的对手，也采用了同样的战术！又有三个男孩子冲上那条蜿蜒穿过白桦林的路；我们分别抓住出现的“自家”领跑者——扯下他们胸前的号码牌，夺过接力棒——那其实是训练用手榴弹，真弹的模型。我们队的小伙子在我身后大喊，告诉我落后了多少。只有我能挽救局面了——我得超过某某学校、某某学校，还有某某学校……

我把全身力气都投进奔跑，执拗地牵着道路这根灰线，把前方奔跑者的背影一点点拉近：超过一个对手，又超过一个！心脏撞击着胸膛……由此激起的耳鸣仿佛响彻整个世界……可我看见了什么？一切融成一条由斑斓树叶、树木和无穷无尽的灌木组成的蛇，从身旁蜿蜒而过。随后，所有声音都消失了，连胸口猛捶的心脏也仿佛沉默了；一种奇怪的“失重”降临。道路收窄成一条闪亮的“管道”，变形的面孔沿着管壁滑过，无声地张大嘴巴……我冲进接力赛终点所在的宽阔空地，前方，一条鲜红的终点带正在脉动。

一片燃烧的海倾覆而下，裹住我，把我卷入旋涡。喧嚣、喊叫、人声——音量开到了最大！伙伴们把我抛起来，摇晃我，可我的手指痉挛着，连那颗带棱的手榴弹都拿不下来。我荣耀与凯旋的瞬间退去了，退去的浪潮把所有人都带进了别的事件之海。

一股可怕的力量把我折得腰都直不起来，掼得跪倒在地。原来，我就站在一辆军用广播车旁边，车上架起了硕大的音箱，里面正轰响着一首什么歌。眼前的迷雾渐渐散去，周围的一切重新有了真实感。命运偏偏如此恶毒地作弄人，这时，亚历山大·格拉德斯基正扯着嗓子，用非人的声音嘶喊：

“上半场我们已经踢完，

可只弄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上半场”？什么“我们已经踢完”？我个人可还什么都没弄明白。

我们曾多么年轻，我们曾多么年轻，我们多么年轻啊！

音箱快要撑裂了，滚出一块块沉重得搬不动的词语巨石。

我仰面倒下。那颗由飞机制造厂能工巧匠车制出来的手榴弹——可以说，还是某种“纪念品”式样的！——滚到了一旁。

布里亚特绿松石色的天空倾覆在我身上。

这不就是“小鹰”自行车车架的颜色吗！

……骑着这辆可靠的车，我在巴尔古津公路上跑过一公里又一公里，在林间小径上穿行，爬上陡峭的山岭，再沿乌兰布尔加瑟山脉那些被风蚀得秃斑累累的山坡猛冲而下——这条巨龙布满针叶林莽的岩石躯干环抱着山谷，我的乌兰乌德就在那里，盖着杨絮的被子静静安睡。剧烈的颠簸让牙齿敲起了摩尔斯电码，握着车把的手指直抽筋。可我的“小鹰”还算得上是一辆“水陆两栖车”：我骑着它，犁开纵贯共青团岛的色楞格河水脉，掀起玻璃般流光溢彩的水花鳍和水花尾，仿佛一条神话中的鱼在安静的汊河里嬉跃。我拼命蹬着脚踏……水没过车把，漫到胸口，车轮陷进淤泥河底。我在水下扶着、推着车，终于将它推上岸——闪亮的镀铬，阳光里的辐条，绿松石色的车架！——迎来那些到郊外别墅度假、烤肉的人热烈的掌声，他们开着“日古利”和“莫斯科人”，却在水障前败下阵来，只能留在对岸。到了远处的岛屿，我游泳游到打寒战，日光浴晒到全身泛起深红光泽，几乎像烧红的炉门。燃起篝火，想象自己是印第安勇士——“特库姆塞”、“奥西奥拉”、“温内图”——小时候那些由戈伊科·米蒂奇主演的著名电影（民主德国DEFA电影制片厂出品），我实在看得太入迷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谁都没拿走我们比赛时用作“接力棒”的那颗手榴弹？是我们的指挥官们忘了，还是我故意把它藏了起来，留在自己这里？就是想留个纪念……毕竟它看上去完全“跟真的一样”。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它一直放在别墅的小棚屋里，搁在某层架子上，混在平常的园艺和别墅用品中间。

可偏偏就是这件事，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

我也把自己那辆漂亮的自行车，自己的“小鹰”，留在了别墅棚屋里，本以为只放一夜。可没能立刻取走，事情出了点岔子。有一夜，有人试图闯进我们的屋子——换着法子砸锁，却没能砸开。棚屋倒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撬开了……自行车被偷走了！我的悲伤无边无际。

可这件事后来竟变成了这样……

想偷别墅的是当地一个吸毒的，自行车就是他偷走的。不知为什么，他还顺手拿走了架子上那颗“接力”手榴弹。他骑着我的“小鹰”，去穆霍尔希比尔区、图格努伊草原的什么地方，查看自己偷偷种的大麻。可那里埋伏着民警。不知道这小子把自己当成了谁，他那不省心的脑袋里显然灌满了令人忘却一切的烟雾，烟里又浮起了怎样的形象。民警命令他停下，他却拔出了那颗模型手榴弹……跟真的极像。于是

一声枪响，子弹飞去，

我的小伙伴死在荒草里。

我指的是我的两轮伙伴。它的踪迹消失在布里亚特无边无际的草原深处。漂亮的反光片被乌鸦啄走，雨水冲洗的车架锈透了，爆裂的内胎里住进了一条蛇。就在那些幽静的洼地里，一条透明的蛇从天空爬向焦灼的草丛，再爬回去，缓缓地，发出某种奇异的沙沙声和唧唧声（仿佛拨弄着散落在草根旁的钟表齿轮，某种极其精细的时间机械），在玻璃鳞片的灼热中盘起褐色的环。

* * *

仲夏，我和玛丽娜在无边的奥卡河泛滥平原旅行，辨认着这里曾经有过的伊甸园留下的迹象，那座园子被古老的奥卡河—大洋环绕。转眼八月甩出了金色的亮片拟饵……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根铁道钓线嗡嗡作响，卷上抛竿的线轮，像拖一条上钩的茴鱼，把我拉回故乡乌兰乌德。我又一次独自徒步前往贝加尔湖畔，寻找神秘的“计时石”。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那些老资格的徒步旅行者，检查我的装备，给我讲些类似“给入林猎人的训诫”的东西——来自尼古拉·列里赫的遗产，经过他们结合本地条件创造性地重新阐释。我同他们一起饮下故乡的茶，也饮下童年的回忆，那时我列着旅行必需品清单：“刀、火柴、手电筒、茶、面包干”，画着某片未知地域的地图。（那是色块和蜿蜒线条杂乱的堆叠——沼泽低地、多重躯干般的山脉支岭、湍急的河流。它们围绕着我想象中的神奇国度，我无论如何也要抵达那里。）我的这些父辈指挥官，有组织旅行的信徒，亲身领教过：即使行程计划得事无巨细，时间精确到每个小时，贝加尔湖严酷的自然力量也备着一场那样的pampero，过后若能平安离开“无人区”，就只剩下感谢上苍和救援队了。（Pampero从西班牙语译来是“来自潘帕斯草原的风”。不知为什么，偏偏在布里亚特，徒步旅行者习惯用这个情绪强烈的词来形容可怕的自然状况——恶劣得让人无法继续行进，甚至无法活命。）所以，对于我四处乱逛，寻找他们所谓的“小绿人”，他们很是怀疑。这可会让我走得太远！

可拿我有什么办法呢？天生的旅行者脑子里装着一种特殊的导航，仿佛能从鸟瞰的高度俯视……这是对空中路径的记忆，那些虚线很久很久以前便划在原始旷野之上，最先抵达那里的，正是旅行者一族的祖先。所以人们才说，“会看地图”——就是拥有空间想象力。

公共汽车早晨七点出发。六点，我已站在家门口，背包堆得高过了头顶。父亲推了我肩膀一下：“走吧！”我像伞兵一般纵身跃出，飞越布里亚特的辽阔大地。是的，我在卫星地图上研究过这些地方，更早以前，还在普通地理图和旅游示意图上研究过。可还有一种神话的原初根基，一层藏在可见地貌背后的潜义……（正如玛丽娜在一首诗里写的，金色的水底就这样在阳光中透过水面显现）……所以，那些暗暗保存在心底的缓丘坡势、山头绿色的烟霭、湖泊琥珀色的圆章、河流孔雀石般的脉纹，都能被认出。风把我卷得团团转，我被抛进贝加尔湖的沸水！抛竿线轮噼啪作响，钓线绷紧，从深处拽出的茴鱼，银色闪电般划下一道道转瞬即逝的符号。其中加密着怎样一种曾经无边无际的幸福密码？从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从一堆篝火到另一堆篝火，旅行者寻找的是哪个国度，通向哪座秘密山谷的入口？为什么只要点起篝火，过一阵子，四周漆黑的夜色中便会突然亮起一个遥远的火点，在对岸闪烁……或许，这串火光从未间断，一直连到第一位旅行者点起的那堆篝火？他可是知道那片土地的：机敏的鹿从密林走向河岸，湖里满是鱼，宽翼的鸟翱翔在平静水面上空，羽毛闪耀着金色与碧蓝。

而我把路线这根线牵向山脉的坡地，牵向山间高原宽阔的平面。如果计算无误，一切顺利——也许就有运气找到“计时石”。这些建筑（属于巨石建筑类型）由不知名的计时者建造，在我看来，里面排列的石块，就像如今普通钟表机构——比如手表——中的石头一样，是用来承受岁月的破坏性运转，确保时间步伐准确而平稳的。如今，“计时石”几乎磨尽，被风和侵蚀摧毁，陷入唤不醒的沉睡。它们长进泥土，被草缠绕，被林下灌木遮蔽。而如今的时世，说起来，也称不上稳定。

我从周围的高处拍摄这些发现，爬上大树，用长杆搭起巨大的三脚架，有时还用氦气球和自动相机。随后整个冬天，直到下一个季节开始，我都在处理收集来的材料。数据太庞大，我应付不来，知识也不够，新西伯利亚“地理探寻”俱乐部的伙伴们帮着我，我们一直通信。我的那些石头组成的几何图形——当然，只能算近似的——隐约有些像汉字。依照其中一种理论，我已破译出的“рю”、“цзя”、“Шэнь”、“ё”、“юнь”、“чжи”、“му”、“фэн”、“тянь”、“го”这些字，同苏安附近发掘的所谓兵马俑军阵中八千多名武士各自的面部表情与发式有着关联。

我们的旅行和我的研究，都需要惊人的开销！到哪里去找一份能远程完成、收入又不错的额外工作呢？

有一个仿佛永无尽头的冬天，我不得不编辑女性言情小说。

我们在文学学院一同喝过小酒、一同分过糖果的一位女同学，进了一家出版社；投到那里的这种稿子源源不绝。只要熊赶城、狐穴城或者河狸筑坝城的哪个女人脑中冒出一个幸福的念头，想把自己的情感经历讲给全世界听，印度电影的天使便会飞到她身旁，往她的“独家配方”里添一勺“神奇的迷药”（或者“巫术灵药”）。瞧——一部“小说”就成了。书中，贫穷而不起眼的（开头如此，接近中段她就变成了“纤弱的金发女子”）女科研人员（医生、侦查员）“在命运的安排下”：a）来到了莫斯科；b）来到了一座“遗落在海岸某处的舒适小城”。她经历了不可思议的事件，起因是一个“高大、宽肩、蓝眼睛的金发男人”，他“迈着自信的步子走向一辆黑色‘宾利’”。（如果演的是“海滨版本”，这家伙就走在“涌着蕾丝般浪花的沙滩上”，对着“什么”微笑，“一双大大的蓝眼睛映着天空”。）当然，有时这位长着“坚毅下巴、目光如鹰”的命中注定的男主角本人，也会忽然从天而降，落进一家不入流的科研所、一家被上帝遗忘的门诊部、一个寒碜的区警局。他立刻“查数据库”，查出当地与黑手党沆瀣一气的官员，把他们从路上扫开。粉碎恶毒的阴谋，解开层层诡计。女主人公在“脆弱心灵”的“阴暗深处”经历了“非人的苦难”之后，终于决定委身于他。“她欲火焚身，倒进他的怀抱。”

要是他们之后就睡下，生些孩子，安安稳稳过日子，多好。哪有那么容易！下一份手稿里，同一个“宽肩”的泥足魔像（或者照俄罗斯童话的说法，是个泥巴小伙子），又在“豪华办公室”里“偶然”撞见了女主人公。要不就是“海水在他脚下拍荡”，“风爱抚着他的金色鬈发”。

“‘他的体格完美，宛如阿波罗，’她一边若有所思地拨弄一缕金发，一边想。她的胸脯剧烈起伏。”

“而岁月像骏马一样飞奔。”

“时间，你这恶毒的刽子手！”

这些文字是用女人对任何事物“泛泛的”想象捏出来的，我尽量不作改动，无论是“凯撒”沙拉的做法，还是宇宙的构造。可那个总会“留下一种朦胧愉悦感”的人物，究竟打哪儿来的？难道他一出生，就“穿着合身得体、凸显肌肉发达的身躯上所有男性凸起的西装”，立刻坐到了“豪华办公室”、“豪华餐厅”的桌前，坐进了“豪华进口车”的驾驶座？没有过去，没有命运，归根结底，连爸爸妈妈都没有，怎么能把他放进这个世界？我只好添上真实的特征，编些生活往事，提到他的父母、童年印象、院子里的朋友。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个性移给他，让他拥有我的身世。

冬天却一直延续，一直延续。不知为什么，我总在生病。那些经验丰富的徒步旅行者给我的嘱咐，我一一照做：整个冬天骑自行车，在花园做操，喝有益的草药汤——可面对突如其来的感冒、某种格外阴险的流感、纠缠不去的病痛，一切都无能为力。我动不动就窝在家里，也就接了更多编辑活儿，起初甚至还为此高兴。可这样一来，身体的抵抗力却更快地离我而去，免疫力仿佛“彻底溶解”在那些泥塑偶像冰冷的“蓝眼睛”里了，我把自己的生命、过去、命运都送给了它们。我一直思索的那八千多名陶俑武士——秦始皇帝在公元前210—209年携他们踏上了冥界之旅（其中有弓箭手、步兵和骑兵，每一个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征和特殊的面部表情）——在病热的“熔点”下发生了奇怪的变形……忽然变成釉光闪亮、彩绘精美的美男子！高挑修长，肩膀宽阔，金色鬈发，蓝眼睛。他们在我的高烧谵妄中列队前进，随时准备把我包围、碾碎，踏进尘土。

我用锤子砸烂他们的脑袋，拿着编辑铅笔，在毫无意义的密林里，在一页页、一段段文字间追杀他们，把铅笔想象成砍刀，甚至是链锯。无情地划掉，把杂草连根拔起，整片整片地砍掉。

可修改了十来部手稿，能有多大作用？这小伙子有九到一百条命，仍然在拥挤的莫斯科郊外通勤火车上，在塞得满满的地铁车厢里，从鲜艳的封面上“灿烂而坦诚地微笑”，征服女人的心。姑娘们、女人们把自己交给他，在虚幻而臆造的怀抱里忘掉了一切。

这些小书若能给人哪怕一点点幸福感，就让它们存在吧！可当这种读物成了根本，当它铺天盖地，尤其从电视屏幕上倾泻而出时呢？！凭着对事物“泛泛的”想象（当然，具体的个人利益除外），一位将军从国库里偷走了几百万。东窗事发、身败名裂之后，趁配枪还没被收走，他会对着自己的脑门来一枪吗？不会！他“在胡子底下狡黠地一笑”……“唉，你们懂的。在命运的安排下，我来到了莫斯科。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了我身上！”

我只因此病倒，无力改变任何事情。后来我碰到了一份重体力活——设计布置、搭建展览，报酬很好。这下可没工夫躺着、窝在家里了。

到夏天，我们有了旅行的钱。可玛丽娜直到八月才有假。按照商量好的安排，我七月去了贝加尔湖，走完自己的路线。每一次徒步，实在很难说到底算成功还是不成功。有些按计划完成，有些则不得不依照情况临时改变。

随后我回到了莫斯科。八月正烧得火热，我们去了奥卡河畔的捷尔任斯克，玛丽娜的故乡。又一次——我们走向克利亚济马河畔。在谢伊马一带，克利亚济马河汇入奥卡河之前散开成许多汊流，那里有个村庄，房屋沿两岸散布得那么宽广、那么杂乱，连村民自己，这头的人和那头的人，对村子的叫法都不同。我们认识的一位老人就住在那里，本地渔夫老子。他有间小渔屋，藏在一条汊河边的柳树密林中，他借给我们一条充气船。可不是什么橡胶做的、不听使唤的“圆面饼”，而是一家美国公司生产的五米长独木舟。

一年没见，克利亚济马河已经流过多少水了！小篝火上依旧吊着一口锅，锅里的“茶”正在烧开。当然，里面放了谢伊马神秘的根茎、芬芳而醉人的草药……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锅里煮着的是世界的命运。悲伤与愤怒，善与恶。老人依照只有他自己掌握的学问，这样添一点，那样添一点，各样分量相等。

他问我，上次我们一起练过的动作，我学熟了没有？都是些简单的弯腰、后仰、下蹲。可做这些动作时，既要呼吸正确，又要次序得当，让一波波振动与张力穿过肌肉，就得每天专心练习。我有什么可夸口的呢？总是这样——客观情况，没钱，这样那样的工作……

老渔夫说，我得多多“敲掉身上的骨质增生”。一年下来，它们在我身上长了出来，让我像什么“澳大利亚犰狳”。

可不，长出来了！但愿这些“角化硬刺”（普通的、未经点化的眼睛看不见）至少有一半，像我希望的那样，已被贝加尔湖的雨水泡软；在山口流泻下来的灼热碎石坡上，被烈日晒干、脱落；在找不到绕行的路、只好硬钻过去的偃松密丛里扯掉。还有露宿在光秃秃的地上（泡沫防潮垫和睡袋又顶得了什么事），背着重量寻常（也就是沉得背不动）的背包，强行军许多公里，流下的滚烫汗水。贝加尔湖冰冷的浴池，篝火的烟。

晚上，我们坐在篝火旁，老子请我们吃铁网上烤的鱼。按学术资料的说法，远古时代，公元前十七至十六世纪，在这些地方，在所谓“谢伊马族群生成熔炉”里，“谢伊马亚特兰蒂斯的神话诸族”的各式文化彼此交融。这里发现了许多古代聚落和墓地，考古学家从二十世纪初到苏联时期一直在研究，如今却全都荒废了。可这些地方最本质的根源在哪里，宇宙主义武士的灵魂秘居又在哪里？这个部族不知从何处来到奥卡河岸，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奥卡河就是大洋……学者们绞尽脑汁探寻他们的起源，却拿不出一个像样的理论。这些宇宙主义武士究竟从何而来？

“……他们以天上的闪电刺穿了这些沙丘和泛滥草甸，”老婴孩（把‘老子’从汉语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对我们说。“来者都是六指的，”他继续道，“左手右手的‘第六根手指’，都是‘书写装置’——相当于我们理解的‘钢笔’。就这样，他们两手同时写，写出了所有的书。所有的——从人类的开端，一直写到未来的终结。那时，时间也流得很慢，就像这条河，拖得很长，按如今的算法，一昼夜有36小时。随后，全部知识汇集成了一个信息场，一种会思考的实体。”

“汇集成什么信息场……什么实体？”我问。

老人从袋子里掏出一本厚厚的本子，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小心地折好一页，用刀割下来，递给我。“给。也许能说明一点什么。”

可这篇“天书”能给谁说明什么？！纸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汉字。我皱着眉头，装出一副“汉学家”的样子，可无论怎么找，也没能在那些仿佛随着篝火明灭的光影翩翩起舞的文字圆舞中，找到哪怕一个我（极其模糊地）认识的字：“рю”、“цзя”、“шэнь”、“ё”、“юнь”、“чжи”、“му”、“фэн”、“тянь”、“го”。好吧。至少，我还能留下一点关于宇宙主义者的理论。

“那这有什么意义，后来一切又是怎么发展的？”我激动地问。

渔夫拨了拨炭火，把它们拢到烤网下面，好让金黄色的鱼身两侧烤得焦香。我们用塑料杯喝了点伏特加，玛丽娜则慢慢啜着她的红葡萄酒。

“如今写下的一切，都是曾经存在过的文本在形而上的投影，”他解释说，“凭借本体性的记忆，凭借想象，凭借以不同程度捕捉到的能量与振动，文本被重新复制出来。”

“那《圣经》呢，也是他们写的吗？”

“不是。《圣经》是一个自组织的能量源，是展开之灵的光，这光穿过了造物主内部的信息壳层，也就是进入正在重新创生的世界的入口。这束光被外部信息壳层反射，如今成为关于创世法则的某种知识，在保留卷合与展开的信息壳层之间相似原则的同时，又被反射回造物主的展开点（或者说，如今已是组装点）。”

真够玄奥的！他给我们上了堂货真价实的课，照我们的理解，结论就是：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已创作完毕，眼下还在续写的，只是那些无足轻重的“悬浮物”。这印证了关于时间终结的末世学说。而按照许多将精神启悟留给人类的导师的看法，终结已经临近。问题只在于，最后一篇文本何时写出——也就是重新创作出来。

清晨，我们乘着红色独木舟，沿银光闪烁的河面，驶离那位思想深邃的朋友的驻地。水流把我们带进谢伊马熔炉沸腾的宇宙，透明的丝线牵引着我们，织成茧将我们包裹：那是蜻蜓玻璃翅膀的颤动，映出转瞬即逝的彩绘玻璃，是飞掠的燕子，划出迅疾的空中线条。汊流无穷无尽地分枝，绕过岛屿，漫成湖泊和牛轭湖，水底站着宇宙主义武士，守卫那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幽绿的深处，他们披散的长发水草轻轻摇曳。男人的发色是翡翠绿和灰白，宇宙女人的则是赤褐和金黄。有些倒下的武士——漆黑的树干、多臂的枯木——一头扎在沙里。

倾斜的电报杆上，电线低垂在水面，仍在嗡嗡作响——这是些威吓电报留下的回返痕迹，当年它们从那个曾经的“中心”，发给那些如今已湮没于忘川的集体农庄的前任主任。渔屋像鸟巢一样贴在陡岸上，风穿过敞开的洞口，从堆积如山的伏特加酒瓶里吹出凄哀的呜鸣……那是献给被这魔药溺死之人的葬歌……（毕竟常常会看见，或用管子焊成、或用木板钉成的歪斜小金字塔，顶着一颗小星星，还有倾斜的十字架。）渡口的小亭烧毁了，仿佛撤退时放的火；桥梁只剩下立柱，像巨龙石化的颌骨般突兀……那巨龙似乎飞过这片被遗弃的土地，将人迹扫荡一空。

若不是老人给我们指出那些标志，用燕子飞掠般迅捷的笔画标在手绘示意图上，我们真可能迷失在河流、草甸和沼泽的旷野里……从河底发黑的沉没驳船出发，我们划向前方，等着看见那辆陷在淤泥里的卡车。接着，是侧躺着、断成两截雪茄形残骸的“火箭”号。被扔在河中央的少先队号角，黄铜闪闪发亮；蔓草丛中露出姑娘们的石膏像，没了手臂，也没了船桨，像上浮动着苍白的反光。

这一天漫长得没有尽头。大概已经过了30个小时……太阳才刚刚开始向地平线倾斜。玛丽娜躺在独木舟船头，肩上盖着印第安披巾，免得晒伤，张开双臂划水，仿佛扇动翅膀……我们的船变成了一只鸟！我把桨轮流伸进左右两侧的水中，掌握方向（当然，我觉得这是印第安人的划法）。阴影长起来，吸饱了水面吹来的凛冽湿气。河流升向天空……闪光的涟漪，世界巨蛇花纹斑斓的皮肤，它是宇宙起源神话和太阳神话的始祖，环绕天穹，将一切河流连为一体。

“给你讲个故事？”我问，“嗯，讲一个徒步旅行者……”

“又是什么故事？”玛丽娜应道，“又是‘一个旅行者’去了贝加尔湖，对吧？他遇上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可那是……嗯，就是个旅行者。不重要。”

“唉，我心里总觉得，这事准没个好结局！好吧，你讲。”

“对，那旅行者登上圣鼻半岛、圣鼻山脉的高原。可这一带的路线没能走通。他只能下到奇维尔库伊湾岸边，向北岬走去。旅行者赶着路，心里发愁：能不能按时赶到，在山脉北段的攀登能不能顺利？天已经黑了，他才走到一个海湾，搭起帐篷。这里十分开阔：山脉在这里敞开成一座谷地，沼泽密布，长满芦苇、灌木和矮桦，弯曲的河道隐没在密丛里。一道弧形的宽阔沙丘上长着松林，像屏障一样隔开这片沼泽低地，再缓缓降向岸线，铺成平整、带着灰烬色调的灰白沙滩。这里常有许多度假客，有的是乘汽艇送来的，有的自己有船，他们扎营住下，出湾捕鱼。可最近四天天气不稳，中午起风，拉来乌云，傍晚就飘起细雨。沙嘴上几乎空无一人，只有远处燃着一堆篝火，传来人声——只住着一伙人，也许再远一点还有别的营地。”

一天走得筋疲力尽，徒步者刚钻进睡袋，就像斧头一样沉入睡眠漆黑的深处。又或许，他梦见自己在漆黑的密丛里开路，挥舞斧头，砍断那些要把他勒死的枝条和茎秆……偶尔醒来一瞬，感觉到浪花拍击，松冠沙沙作响。还有夜不可阻挡的某种流动，从半开的帐帘里看见的星辰之流。露宿在敞开的天空下，这一切都令人十分不安。天空越开越大，仿佛有人正牵着“拉链”的拉头。

最初的阳光从远处巴尔古津山脉后伸来，铺开一道道长长的琴键，流转着金色、柠檬色、黄色、赭色。风从圣鼻山脉、从支岭间的谷地吹来，轻轻奏出引子。接着，管风琴的雄浑之声不断增强，那是海湾的呼吸，是北方贝加尔湖浩瀚水域的呼吸。天宇的蔚蓝过渡到地平线上的水弧，共同鸣响。远处是暗绿，近岸则透明如玻璃，折射着湖底沙子的光，有些泛红，有些灰白，像灰烬。薄雾拧成辫子，同松树下深深的阴影交织。

时间尚未迈步的这种状态，只维持短暂的一瞬，旅行者体内——以及周围世界里——的计时石处于平衡。这些瞬间，没有思虑，没有犹疑，也不畏惧冰冷的浴池——他赤条条地，一头就扎进奇维尔库伊湾！撞碎阳光的闪耀，撞碎哥特式彩绘玻璃。紫红与金色，水草长袍的颤动。他游过杂乱色块构成的调色盘、一道道沙脊，想象下面是山脉的支岭、沼泽低地、蜿蜒的河流。这使人想起地质图，上面标着侏罗纪与白垩纪的岩石、中生代侵入体、古近纪与新近纪地层、第四纪土层……旅行者把奇维尔库伊湾穿在身上。把萨彦—贝加尔隆起的整个穹隆，贝加尔湖四周的群山，都穿在身上。天空、松林、沙丘、沙滩。他简直获得了新生！走上岸，跺了跺脚，检验贝加尔构造地台是否牢固。（据一些资料说，贝加尔湖两岸正以每年2厘米的速度分离。幸好，他没有察觉。）他咚咚挥斧，劈断树枝，丢进冒烟的小篝火。火烧旺了，火舌舔着那只黑锅，锅里是沏茶的水。

紧贴水边的沙地上，有个人走来……嗯，一个男人。旅行者忙着自己的事，没在意。做早饭，收帐篷，整理东西。可有什么发生了难以捉摸的变化。他嗖地拉上背包“拉链”的时候……另一道什么“拉链”却敞开了，让不安钻进来……不，没什么特别。也许是那个男人？他不过是在散步，悠闲而放松。旅行者仔细看去。可他明明就走在“涌着蕾丝般浪花的沙滩上”！而且真的在对着“什么微笑”。那双眼睛，就看得到的程度而言，确实“又大又蓝”……天空当真“映”在里面了不成？就连风，也在“爱抚他的金色鬈发”！

“不可能，这是哪儿出了编辑错误！”冬天的阴暗朝旅行者扑来……疾病，绝望。他根本没想到过！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以为女性言情小说里写的这一切，只是女人没能实现的、关于“坚实男性肩膀”的梦想（而且这肩膀必须属于一个“蓝眼睛的金发男人”，还得富得像童话人物，是国际控股集团的总裁，再低也不行）。难道……“岁月像骏马一样飞奔”也是真的？时间真是“恶毒的刽子手”？莫非秦始皇帝的一名武士从冥界逃出来，变成了美男子？光鲜得难以置信，满身浇着釉，描着彩。可自然界里没有这种东西，这只是一个会走路的文学套话！难道是哪儿漏掉了，没修改干净？！

好吧，让他在那边、在“有人区”散步去。在那里，将军已不是将军。牧首不是牧首。总统不是总统。可他竟然跑到贝加尔湖来了，这么下去，会把徒步者拥有的一切都吃光。贝加尔的花岗岩、花岗闪长岩、辉绿岩、玢岩、斑岩。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还能剩下什么……假如刀钝了，火柴受潮，手电里的萤火虫死了，茶叶成了碎渣，面包干发了霉？

男人从旁边经过，目光穿透旅行者，仿佛他不存在。来者那“轮廓优美的嘴唇”上，浮着毫无灵性的微笑。“大眼睛”的碧蓝里透出虚空。旅行者从木墩里拔出斧头。世界还牢固，斧头沉甸甸的。顺手的斧柄，温暖的木头，磨利的斧刃闪闪发亮。谢天谢地，这可不是对某把斧头“泛泛的”想象。

他追上这个人物，把他编辑了一番。

“……就是这么一场‘pampero’。”我叹口气，结束了讲述。这故事里有着多重维度：宇宙泛滥平原所有曲流、汊流、支流的流动；神秘鱼儿在深处的游弋；水下武士迈着均匀的步伐，走向时间终结之后的新纪元，他们披着翡翠绿和灰白的长发，他们的女人披着赤褐和金黄的长发。船身划开的水声交响，船桨拍水——以及被阳光照透、像红葡萄酒一样落下的水滴，燕子掠过的轻响，一团团灰色蚊群从岸边滚来，嗡嗡作响地笼罩成云，又被风吹开，仿佛河王吐出的一口气。河流呼吸着，肌肉绷紧，一波波颤动沿着肌肉起伏升降。它承载着多少映照过的星辰、燃尽的落日、喧响已逝的雨，多少冰封的僵凝和狂暴的洪水！逃避追击的骑兵纵队冲进它的水里，留下马蹄的轰响；外来征服者像黑压压的蝗群，涉水而过；激战中武士的呐喊，刀剑的磨响，垂死者的呻吟。密丛散发黑暗，历史的阴影逼近，敞开的汊流露出贯穿时间的孔洞。可以想象，水面上那些被过去、被往昔的落日染得血红的长带，怎样流进奥卡河，流进伏尔加河，流进世界大洋。

“可在这些流水里，所谓未来的模式在哪里？”我问自己。“既然按照如今正在发展的后非经典科学的基本命题……（包括演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演化的分岔性质、自我发展系统结构的动态性，以及对未来的新认识）……这些模式今天就已存在。未来影响着当下的过程。也影响着这些流动的水。我们沿着这条河驶向怎样的未来？升上天空，沿银河前行……又回到源头？”

玛丽娜的提问打断了我的思绪：

“那这个旅行者怎么样了……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嗯，反正挺过来了。这不是重点！他还得继续走，去鬼知道什么地方，往山脉北段爬。进莽林，进荒无人烟的地方。要是在那里出了事——没有一个活人能救他，能帮他。只能靠自己。”

“可为什么非要到处乱逛？警告了多少回，我也求过你……真是受不了了！”玛丽娜忍不住气愤地喊道。

“不，当然不是乱逛……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研究。算了，不说这个。不过，他碰上的那个‘现象’，可能是某种征兆。一个警告。前路不通，不会顺利，回头吧！”

“那就该回头啊！非得考验命运吗？！”

“最糟的就是这个！不是考验，而是在脑子里把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翻来覆去地碾磨。他开始想死亡了。差一点就成了伍迪·艾伦！”

“天哪！这跟伍迪·艾伦有什么关系？！”

“我细看河流种种不同的水势时，想起切·格瓦拉当年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大学生，曾沿伟大的亚马孙河旅行。他甚至游过了这条河！记得吗，瓦尔特·萨列斯导演的《摩托日记》里就讲了这事，2004年的电影？”

“嗯，姑且这么说吧。那又有什么关系？”

“注意，伍迪·艾伦在2005年的《赛末点》里加了个注脚。克里斯和妻子克洛伊跟朋友们去电影院，看的恰好就是这部《日记……》。而雷·布拉德伯里曾经说过：‘如果人们日夜想着死亡，就都会变成伍迪·艾伦。’这个旅行者呢……他对一切都起了疑心！路选对了吗，体力够不够，到底有没有必要去那里？这可就完了！徒步客的思绪过热，发生了‘热寂’。（我指的是‘宇宙热寂’这个术语，也就是任何封闭热力学系统的最终状态。鲁道夫·克劳修斯于1865年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了这个结论。按照第二定律，任何不与其他系统交换能量的物理系统，都会趋向熵最大的、最有可能出现的平衡状态。）

“这个徒步客折腾得够呛，”我接着说，划了几桨，免得船漂到岸边去。“一切都好像跟从前不一样了。背包不对劲，风也吹得人心慌。茶里有股朽木味，干面包片是不是发霉了。他走来走去，重新归置背包里的东西，把靴子上的鞋带解了又系。又开始磨刀，第一百次端详地图。就在这时，突然……”

“又怎么‘突然’了？又出什么事了？！”

玛丽娜猛地转过身来。

“哎哟……别晃咱们的船！没事。”我及时稳住了船身，那一下倾斜看着挺危险。“没什么特别的。一只不知名的宽翼鸟从高高的天上飞过。那是一种感觉……万物一同移动、飞翔，有了方向。它正飞向山脉的北部。掉下了一根羽毛。羽毛慢慢打着旋，就落在近旁。泛着金光，背面是蓝色的。徒步客很快收拾停当，背上背包，把装好了弹的‘猎人信号器’挪到近处，放进口袋，随手就能拿到。嗯，要是在小路上碰见一两头熊，好吓唬吓唬它们……”

“我就知道！那里的熊啊，都爪子拉着爪子，围着那些独自闯进去的蠢货跳圆圈舞呢！！”

……唉，说到那些熊，我大概夸张过头了！我干吗非提这个‘猎人信号器’不可？（这是一种小巧的信号枪，模样像‘能射击的钢笔’。）有一回，跟一位著名的贝加尔湖研究者聊天，他写过许多关于环贝加尔地区自然的著作（他有一本专著，开头就是：‘棕熊被称为泰加林的主人……’），我向他展示了自己的‘间谍武器’。这位经验丰富的博物学家，曾不止一次跟野兽面对面——真的是人脸对兽脸——他十分负责地告诉我，用它放上一枪，熊就会掉头逃走。这种可能占51%。那剩下的49%呢？受到惊吓，它当然也会猛冲……可冲向的恰恰是危险的来源！

“没有，哪来的熊？就算有，它们早就在岸边的石头上吃饱了有益又营养的石蛾。到了那时候，它们会上到长满青草的山坡，改吃伞形科和豆科植物。它们才不稀罕人呢。何况人浑身还长着角质赘生物、石灰质尖刺。这就是一张会走路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喝的是加氯的水，吞的是化学食品……添加剂、农药、硝酸盐。如今哪儿没有这些！吸的是满含废气的空气，浑身浸透了电脑、各种电子设备的致命射线。正因为如此，人才要往荒僻的地方走，往密林深处钻，哪怕只有一两个星期，也好尽情呼吸泰加林和雾气，痛饮山泉水。

徒步客把所有烦恼、疑虑统统抛到脑后，甩开了那使人动弹不得的恐惧。踏上小路——起初沿岸还能看见，随后便消失在陡坡和断崖间——迈步向北岬走去。他说了一声‘弗拉姆！’，挪威语就是‘前进！’的意思。（这是一艘著名的帆机两用纵帆船的名字，专门为极地考察而设计建造。弗里乔夫·南森率领的考察队——顺便说一句，船名是他妻子伊娃起的——乘着它，于1893年至1896年间在北极浮冰中漂流。也就在那时，这位勇敢的挪威人和同伴约翰松，踏上了前往北极点的雪橇征途，其勇气和所受磨难均属空前。他们没能走完剩下的400公里，在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越了冬。南森归来后，罗阿尔·阿蒙森乘‘弗拉姆号’驶往南极洲，成为南极点的发现者。）

……沿着山沟向上攀，爬上山脊，强攻山坡。抵达高原，在预定区域展开搜寻。有些猜想得到了证实，另一些则不得不放弃。而幸福的最高点，就是置身于自己在地图上标出的那个地理位置。那个曾在想象中的点，那个自己跨越空间距离、克服形而上的恐惧，一心奔赴的点。（因为他看见过，却不知道，用尼古拉·列里赫的话说，‘……是谁在林缘摆下了一圈圈石头？……高高的松树上的标记在警告谁？……是谁把你探头望过的那条沟壑填满了头骨？’）种种预感，对某种‘可能发生’或‘突然降临’的可怕事情的等待……这一切都收缩了，消失了，像蜗牛一样，爬回了自己那涡轮螺旋形的壳里。

在达到平衡、归于和谐的那一刻，一段旅程已完成——另一段尚未开始——徒步客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轻盈。振奋，激昂！仿佛回到童年，那时总觉得，只须蹬一下地——立刻就能飞起来，升向高处，潜入深深的天空。这幸福——是一颗由滚烫的石头、被阳光晒热的草构成的星球。苔藓染褐的乱石坡，一片片暗沉的偃松丛。灼热大地的气息，风古老的喉音吟唱；风在从蚱蜢梦中抽出的、能共鸣的细脉上调好了音。东方的地平线，被巴尔古津山脉锯齿般的裸峰勾勒出来。奇维尔库伊湾上方升起无边无际的苍穹，贝加尔湖的浩瀚水面铺展开来。坠落的石质宇宙，以巨石与岩崖撞入大地，森然横卧着。泰加林披风垂下的衣摆上，绣着山沟黑色的曲线。

也许，他体验到了悬浮的状态。那短短一瞬留下了关于飞翔、魔法、失重的奇妙回忆，也印下了一幅画面，一幅俯瞰的景象。但这幻景骤然变了，仿佛一块石头被扔进池塘……不安、危险的涟漪一圈圈荡开。

熊黑褐色的庞大身躯！就在山坡上，三十米左右的地方。

泰加林的主人……（说不准它是不是‘安安静静’的，谁知道它脑袋瓜里在想什么？）……总之，它正在山坡上吃伞形科植物（也可能是豆科，说不清）。

徒步客是怎么做的？

他知道，野兽就在附近——所以一直保持警惕。他备好了‘猎人信号器’，手边放着几枚‘星弹’信号弹——他的战备状态好得很。他严肃以待——一旦受到威胁，就能还击。但与此同时，他也真心希望能够表达善意，只要这位内八字老兄继续在自己的山洼里吃草，或者最好是安安稳稳地走远些。于是，他就这样，带着深不可测的平静，坐在山丘上思索。

众所周知，老子当年说过：‘武士的完美，在于警惕，在于时刻备战，在于严肃，在于真诚，在于深不可测的平静。’”

来源：《贝加尔湖》，2014年，第5—6期，第41—82页。中篇小说。文本根据期刊发表版本的扫描件整理。